编者按：改革如同一罐酒，似乎只要是个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导致酒的味道变得越来越怪异。改革的此番遭遇，颇像中共中央建政初期的革命。邓峰在十点公社微信号中指出，改革的成败不在于改革者的初衷，更不在于改革的快慢，这不仅说明改革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对于改革者的要求很高，更说明与其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分析谁是真改革者上面，还不如把更多时间精力放在推到民间社会的进步上，放在倒逼政府形成权力制约机制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面。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词汇。如果有人把今天中国的词汇根据它在公共生活领域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分析，那么，我敢肯定，“改革”一词出现的频率绝对很高。在高频率的背后，我们有必要对改革本身进行分析。
一、真假改革之辩
随着“改革”一词的流行，有关改革本身的意思却变得越来越模糊。左派可以说回到毛泽东时代是改革，既得利益群体可以说稳定压倒一切是改革。改革如同一罐酒，似乎只要是个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导致酒的味道变得越来越怪异。改革的此番遭遇，颇像中共中央建政初期的革命。那时，谁都对外声称自己是革命者，甚至以革命的名义来处置他人。既然 “改革”一词不幸遭受曲解，那么区分真假改革便显得尤为重要。所谓真改革，肯定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肯定是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的。所谓假改革，肯定是一己私利的体现，肯定是借着改革的名义欺骗大众。
然而，问题是什么样的改革有利于社会发展呢？每个高喊改革口号的人都喜欢声称自己是出于全民族利益考虑的，难不成他们都是真改革者吗？事实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判断一个人是否真心改革，不是看他人前说了什么，而是背后做了什么。胡适先生说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判断真假改革者同样如此。大众不是等着你去高谈阔论，不是等着你去玩弄各种神乎其神的主义，而是等着你去解决问题。
中国的头号问题是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监督。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当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当政府行为缺乏有效问责，腐败肯定难以避免，走后门、潜规则、权钱交易之类现象更是多如牛毛。大众往往都有从众心理，一旦看到正常途径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便会随波逐流。因此，腐败肆虐的背后，是社会风气的日益败坏。所以说，真心改革的话，必须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给大众监督政府的机会。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顶层设计，一种是通过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而形成制约机制。两种方式各有利弊。第一种的好处是清楚明确，有整体设计之妙，却不免有建构的色彩，因此会不断遭受现实矛盾的考验。第二种的好处是通过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倒逼政府形成制约机制。不管是弱势群体的保护和社会保障，还是教育、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都是具体问题。只要把所有这些具体问题解决好，肯定会形成一个个制约机制。当所有制约机制连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已经被关进笼子里面去了。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只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只要有助于社会公平，只要有助于保障大众的合法权益，都是真改革。
二、改革的悖论
改革是一件好事，可是不容回避的是，改革可能会陷入悖论，最终事与愿违。
第一个悖论： 托克维尔悖论。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有句名言： 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所谓坏政府，肯定是自私自利的政府，肯定是侵害民众利益的政府，社会上肯定充满不公和不满。对于这种政府来说，当它不改革的时候，受压制的民众只要没有被逼急，只要还有活路，往往倾向于选择忍受，选择听天由命。当然，忍耐是有极限的。一旦生活于其中的民众忍无可忍，他们一定会铤而走险，奋起反抗坏政府的统治。历代中国的农民起义莫不如此。
可是，倘若坏政府进行改革，这便意味着新一轮洗牌和利益调整。 更重要的是，改革会让之前压制的矛盾爆发，会增加民众的期望值，而期望值的背后是压力，因为一旦民众的期望落空，很有可能会走上反抗的道路。不过，假若改革顺利的话，这个国家的许多矛盾将会得到根本性解决。所以说，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不改革是慢慢等死，改革则是死里求生。
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时，曾有人担心王岐山是不是想借用此书来吓走改革者，因为这本书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正是托克维尔悖论。可是，我想说，不管人家用意何在，改革确实存在危险，但是从长期来看，改革绝对是明智之举。
第二个悖论： 越改革情况越糟。对于改革者来说，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况，即改革不仅没有给社会带来好处，相反还会导致社会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因为改革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改革比革命更困难。革命更多的是推翻现有统治，目标很明确，手段单一，而改革则需要协调众多的关系，需要游刃于众多的利益群体之中，稍有不慎，满盘皆输。
此处讨论的一种情况是执行力。在古代中国，一个王朝新建立的时候，改革往往比较容易，因为此时作为改革者的皇帝手下有一个高效的官僚系统。此时的政权初建，腐败还未完全渗透进来。与此相反的是，一个王朝的中后期，改革往往难于实行，主要是因为官僚系统非常腐败，执行力低下。当然，这里所说的改革肯定是指有利于人民的改革，因为对于一个专制政府来说，纵使它本身已经腐败透顶，人浮于事，但是一旦涉及自身利益肯定是反应迅速的，可是如果为民谋利的话，它的效率往往变得非常低下，相互推诿。
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伴随利益之争。倘若此时的改革者缺乏一个有效运转的执行机构，那么他的改革措施，最幸运的情况是没有实施，最恐怖的情况是被变相利用。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官员，借着改革的名义盘剥百姓。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在实施过程中就曾被地方官员变相利用，以至于弄得民怨沸腾，反落下把柄，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
因此，中国的改革，一方面必须保证官僚系统的有效运行，有一套高效的执行机构，另一方面必须发挥民间的力量，鼓励民间来监督改革措施的有效推行。
三、改革的成败不在于改革者的初衷
外人看待改革，总是习惯于去推断改革者是否是真心改革。事实上，这种推断的是难以做到的，尤其是在中国这种体制之下。在中国，既得利益群体错综复杂，利益不断分化，形成众多的派别。很多东西，只能说不能做，或者只能做不能说。因此，若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去分析谁是真正的改革者，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同样是改革者，有的人相信他是真心改革的，有的人则抱着深深的怀疑。
上世纪初，晚清政府正在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其力度远远超过戊戌变。可是，对于这场改革，现在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晚清政府有改革诚意的，因为无论从改革的范围，还是改革的深度，都是几千年以来中国未曾有过的。因为相信晚清政府是真心改革的，所以这些人对于孙中山的革命持有批评。在他们看来，正是孙中山的革命最终葬送了晚清政府的改革自救。与此相反，另外一种看法认为晚清政府是缺乏改革诚意的，这种判断主要是基于晚清政府的皇族内阁以及后来社会的发展趋势。他们认为，正是因为晚清政府缺乏改革诚意，才导致立宪派转而支持革命派，最终才引爆推翻晚清政府的第一枪--武昌起义。
可是，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很难说谁对谁错，因为每个人的观感不同，对待事情的评价便不一样。这就好像我们去判断一个人是否真诚，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看法。一个再善良不过的人，在那些挑剔者眼中，仍然有可能被当作虚伪。所以说， 改革者是否有诚意并不重要，因为这个东西是难以判断的，重要的是社会上的精英和民众是否相信改革者的诚意。在晚清大变局中，立宪派的角色是关键的。不同于力量弱小的革命派，立宪派的势力很大，且多以各省督抚和地方实力派为主。不同于晚清政府，立宪派有更大的社会基础，有更开明的主张。当这些立宪派支持清政府的时候，革命派很难掀起什么风波。可是，当立宪派不再相信清政府的时候，革命派便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法国大革命的情况刚好也是如此。路易十六在大革命之前进行过大范围的行政改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令人不敢怀疑他的改革诚意。可是，最终，路易十六还是被送上断头台，因为法国人民不再相信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路易十六的改革迅速而剧烈，带来的后果更加严重，以至于法国人民认为他是假改革的。
因此，改革者是否有改革诚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社会精英和大众相信你有改革诚意。倘若精英和大众都不相信你，纵使你再有改革诚意，仍然只会悲剧收场。相反，如果你本身缺乏诚意，但是只要精英和大众还相信你，你依然还可以稳居改革之位。
改革的成败与改革的快慢同样无关。改革不是越快越好，更不是越慢越好。快的改革，不仅会招致反弹，还可能会误入歧途，走向极端。慢的改革，可能会慢慢毁掉大众的希望，最终希望变成失望。路易十六的改革太快了，迅速而激烈，其结果便是越改越乱，从而导致更大的不满。晚清政府的改革则是慢了点，以至于其统治支柱立宪派都丧失信心。事实上， 改革的成败不在于表面上的改革快慢，而在于改革是否符合社会大众的期望。只要符合期望，快一点或慢一点，都是无碍的。
既然改革的成败不在于改革者的初衷，更不在于改革的快慢，这不仅说明改革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对于改革者的要求很高，更说明 与其把时间精力消耗在分析谁是真改革者上面，还不如把更多时间精力放在推到民间社会的进步上，放在倒逼政府形成权力制约机制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面。
(来源：高层决策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