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鲜明执政风格反映在政治设计和制度设计。其主导的体制改革与依宪执政，让国人振奋；其“上树信仰，中立价值坐标，下划红线的‘习式风格’”，已经和继续改变着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这也是提出“习近平是中国大国道路的‘新设计师’”后，迅即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和热议的根本原因。每一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有自己的特质和执政风格，快速总结和展示出来，并获得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定，十分重要。领导人形象可以凝聚共识，引导价值取向，激发精神力量。

每一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有自己的特质和风格，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特质和风格表现出来，并且由社会认知转变为党和国家认同，反复强化，实现散光到聚光，散焦到聚焦，必定对凝聚国人共识，引导价值取向，焕发精神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习近平已经通过“上树信仰，中立价值坐标，下划红线”的“习式风格”，在全党、全国人民乃至世界树立起“新设计师”的鲜明形象。这一点，从笔者首提“习近平是中国大国道路上的‘新设计师’”，引起境内外舆论热烈响应可以佐证。

国家设计的基本特点与“新设计师”的提法

国家设计特点决定新设计师产生及其特征。国家设计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根本性与决定性。国家体制制度设计，主要是指决策者就政治制度、组织制度、社会制度进行的关照现实同时着眼未来的一系列规划和设计。由于这些设计影响和规定着国家民族的走向，而带有根本性和决定性。

　　节点性与周期性。国家设计一般由开创者完成，带有相当的稳定性，只有既有的设计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要求，非改造而不能前行之时，才呼唤大政治家、大思想家进行新设计。这也是每当社会大变革、大转折来临之时，总有新设计师产生出来的根本原因。同时，任何一种设计的形成和完善都存在一个周期，整个制度设计的完成更需要周期。有人说美国开国者制订了一部管200多年的宪法，其实，6000多字的美国宪法只是个大框架，所以发展成为美国宪政制度，是后来一批批思想家、政治家的再补充，甚至是大法官、大律师们进行的一次次宪法大战中完善起来。

　　时代性和侧重点。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无法准确预测百年之后的事情，所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设计都着重于当下，满足可预见时间之内的需要。从新中国成立65年的发展情况看，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进行了国家设计，虽然毛泽东没有像邓小平那样被誉为“总设计师”，事实上是由他主导设计了新中国。比较看，毛泽东主要进行了政治制度设计，邓小平主要进行了经济制度设计，今天习近平既需要对这两个设计作出修正，更要对中国的大国路径和轮廓作出新设计，这是一个必须包含前二者又要超越前二者的伟大设计。

　　群体设计与个体设计。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异决定着如何设计，西方社会多元，其政治设计形成于多元碰撞，美国就是先确立国家制度后产生政党。多元文化决定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是由一批政治精英和思想家共同完成，包括卢梭的契约理论、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和小政府大社会，洛克的分权制衡，等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不同，政治制度差异更大，我们是先有马克思主义，后有中国共产党，再有新中国，并且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因此决定了党在制度设计中的决定作用，又由于领导体制的原因，党的领袖是全党乃至全国人民智慧的集大成者，所以，最高领导人在制度设计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形设计与无形设计。因为领袖的作为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倍受社会关注，由此形成无形中的影响。这一点突出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较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精神和价值观念，所以，民众就不仅仅看其政治决策能力，还看其品格和境界，这些东西未必刻意表现，但一定折射出其担当和勇气。当这种品格延伸至全党、全社会，就形成一种价值观念和柔性约束。比如，习近平主导的反腐，如果没有自己的清正廉洁，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断不能作“壮士断腕”之举。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针对军队存在的问题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由此迅速改变着军队的话语系统，甚至是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这些其实都化为国家和制度设计。

为什么当下中国呼唤“新设计师”？

　　一是国家进入大时代、大转折时期需要新设计。人类世界离不开设计，二战结束时，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出现在雅加达，他们一起设计了世界战后新秩序。国家尤其需要设计，新中国按照毛泽东的设计探索前行，种种原因走了弯路。邓小平在这个基础上作了创造性设计——改革开放。两次设计都是为了满足当时的需要。今天中国又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因为我们正在迈向世界大国，开始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制订，同时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已显现出来，这些都形成巨大挑战，需要有新设计来应对。

　　二是既有的设计已经无法适应变化了的政治生态，更不能支撑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必须进行新设计。在中国，政治体系沿用的是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理论，经济体系运用的是邓小平在推行改革开放时形成的思想，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阶级阶层关系、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精神系统、价值系统、社会运行系统都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这种情况下没有全面系统设计，则无法和谐有序，搞不好社会就可能出现动荡。这也是世界性问题，美国立法分拆拖拉斯，就是解决因垄断而带来的社会矛盾，以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分配模式，就是以“杀富济贫”实现二次分配，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协调。

　　三是引领价值取向、凝聚社会力量需要通过清晰领袖形象和特质来实现。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特点与西方不同，西方的政治与社会主要依靠宗教和法，政党几乎是选举党，政治领袖不承担精神引领和国家制度设计的责任。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虽然多元生态并存，但更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由此形成了围绕最高领导人的思想系统、话语系统乃至精神系统。这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领导人，中国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生态；领袖有什么形象，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潮流。一定意义上，这个领袖形象的塑造关系到社会力量的凝聚和整合。中国的领导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清晰，对社会的引领度越高。毛泽东是“大救星”的形象，因此让没有经历过旧社会苦难的人也能迅速建立起对其的感激之情；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形象，人民群众认定要享有富裕生活必须走改革开放的道路；那么习近平是什么形象呢？新的时代呼唤新设计师，定位“新设计师”形象可凝聚国民共识，化解“左”右之争，把国民引向理性和思考，逐步走向成熟和提升，并且是全方位、大跨度提升。

　　习近平之所以是“新设计师”的理由

　　首先，是由新设计与原有设计的差异而来的。一定意义上，中国能不能真正走在大国的道路上，一方面很重要地在于领导人是否实现了代际更替。毛泽东通过成功建党建军领导了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由此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通过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大大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进程，同时实现了国家经济发展上的巨大突破，由此让中国富起来了；习近平设计的是民主法治基础上的大国道路，也就是要让中华民族强大起来。代际更替完成，意味着一代领导人确立起来，同时意味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实现大飞跃。而代际更替是否完成，其中一个表现形式是“新设计师”是否获得广泛认同。

　　其次，由治国理政的突出特点彰显出来。国家最高领导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重设计，强开拓，另一种是重延续，强稳定。在解决问题上，有的是被问题推着走，有的是主动揭露矛盾，寻找问题，以问题牵引工作。习近平则更注重问题牵引和顶层设计，他上任后第一次外出考察工作，选择了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的起点——广东深圳，这已经预示着他将坚定地走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实际情况也作了印证，仅仅一年的准备和调研，就产生了三中全会上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他亲任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更彰显出对职责任务的理解和把握。

　　再次，已经完成的重大设计。十八届三中全会直接对各领域的改革作出规划，而到了四中全会就把依宪执政向前大大推进一步，习近平在两年的时间内已经设计了中国大国道路的坐标、方位和目标。其核心是实现中国梦，主轴是“中国梦与美国梦相通”，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辅相成。这就意味着，国家发展是走法治道路，中国将变成法治国家。国际关系不再以政治制度划线，不再以革命和斗争为路径，也不是纯粹以经济利益划线、以经济征服为路径，而是探索一条世界共同文明演进的路线。尤其是前者，已经初见成效，比如借助强力反腐编织约束权力的笼子，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强化信仰和宗旨意识，等等。

　　第四，根本在于其拥有完成设计的精神品质和洞察力，科学的思想方法与落实设计的强大执行力。能不能被称作新设计师，除了看已经作出的设计，还看他是否具有更宏大的设计，尤其是否具有开展重大设计的胸怀、勇气和能力。

　　习近平的高尚精神品质反映在“打铁还须自身硬”，他通过自身的担当让人感佩其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情怀。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矛盾，有的甚至带有致命性的，要革弊鼎新，没有英雄主义情怀是很困难的事情。其洞察力反映在“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中心”的判断与“新常态”的确立。国家设计的根本性决定了不是所有领导人都能承担起国家设计责任，这是检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治国能力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当年戈尔巴乔夫搞了个“新思维”，其初衷和目的肯定不是为了摧垮苏共，也不能简单认定苏共垮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但却不能不说与其设计的道路有关系。所以，真正称为设计师的必定是科学把握人类文明前进方向、党和国家的现实与发展路径者。这样的领导人并不一定通过太长的设计时间来证明，完全可以从思想和理念中看出。

　　习近平科学的思想方法突出反映在解决问题的路径上。不管是八项规定、反“四风”，还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打老虎拍苍蝇”，都是围绕矛盾和问题展开。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的讲话一改原来的习惯话风，直指存在的问题，其严厉程度超出了会前所有人的最大胆想像。这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的结果怎么样呢？全军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迅速改观。问题牵引式的方式已经为历史所证明，近现代以来，世界上产生过三大预言：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提出人口危机理论，该理论着眼的是农业经济的特点和规律；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与资本主义灭亡理论，该理论着眼的是工业大生产的特点与规律；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着眼的是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三大预言都没有被现实所印证，但都产生了倒逼作用，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

习近平的强大执行力反映在“踏石有印，抓铁有痕”。过去，素有“十几个中央文件管不住一张嘴”、“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之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态与党风政风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映射出习近平超常的执行力，进而受到广泛肯定和赞誉。美国总统奥巴马评价说：习近平可能是自邓小平以来，巩固执政权力更快更全面的中国领导人。“他仅用了一年半、两年的时间，就在中国拥有了这样的影响力，这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设计能力、决断力与执行力上，习近平确有邓小平的风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艾什中心官方网站公布，30国受访者对10国领导人认可度、受访者对本国领导人正确处理国内及国际事务信心度排名，习近平都名列第一。国内民众对习近平的关注度和认同度高达93.9%。如果考虑到邓小平长期在决策层工作，拥有长期的历练时间，而习近平显然不具有这样的条件，但也正因如此而更能显示出其超强能力。

更多重大设计需要新设计师来完成

　　第一，世界新秩序与中国的作用。小国领导人设计国家，大国领导人设计世界。弱国着眼自己，大国着眼世界。毛泽东以“三个世界划分”、“四项基本原则”、“不结盟”完成了一个历史阶段的国际关系的判断和处理原则。邓小平在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南南关系”、“南北关系”。两种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准则皆建立于中国不发达之上，不可能真正以自己的理论影响世界走向。随着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中心，已经参与世界规则的制订，我们的硬实力也将深刻影响世界，这要求新设计师对世界的走向和路径作出科学判断，对中国参与世界规则制订作出设计，这对自己和世界都至关重要。世界新秩序设计最大的难题在于冷战结束后的中国与西方世界究竟什么关系？大国博弈的新支点在哪里？人类文明究竟沿着什么道路前行？我们该产生何种既异于美国霸权又引领世界前进方向的重大理论等等。

　　第二，中国的政治图景与实现路径。中国共产党成立已有90多年，新中国成立也有65年，然而至今仍然存在“左”右之争，道路之争，这说明社会尚未达成共识。这个问题不解决，既牵扯全党尤其领导层的过多精力，同时占用太多社会资源，严重时会影响党的执政基础。为什么西方国家较少在这个层面产生争论？因为其理论建设已经由一批思想家完成。我们却还在争论不休。很重要的原因是理论滞后，没有产生强大征服力的思想和理论。以共产主义目标为例，过去走的是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在世界成为“命运共同体”、中国不再“输出革命”的情况下，新路径在哪里？目标不怕遥远，怕的是没有路径，佛教的六祖慧能一句“迷者师度，悟者自度”解决了修为的路径，佛教因此兴盛。基督教新教因马丁提出信徒可以直面上帝，不需要借助神父，也因解决了路径问题而把该教派推向第一。所以，我们必须弄清共产主义是精神目标、政治目标还是社会目标，如何关照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进而解决政治信仰和精神大厦的建设。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道路和政治制度创新，十分重大。

　　第三，文化图景与实现路径。大国崛起于文化和文明，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天生恐惧思想，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明清搞“文字狱”、八股文，最大限度遏制思想家及大思想的产生，结果人类历史上的三大思想繁荣期，我们只参与了一次，也就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人类轴心期”。这期间产生了老子、孔子等诸子百家，我们才有了现在骄傲和自豪的资本，但之后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我们都被排除在外。没有照耀民族前行的伟大思想家及其思想，出现后来的百年衰败在所难免。过去的已经过去，当下的必须面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钱学森之问”，已经到了必须彻底解决的时候，否则我们就不好再言自己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进而无以真正走向世界，引领世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一元与多元，引导与包容中找到平衡点，这需要政治家的勇气与设计师的智慧。

　　第四，权力来源与运行模式和优化路径。官员以“人民的公仆”这样的道德和人格的感召力来增强号召力已经越来越困难，新的力量源自哪里？逆向塑造在许多高层领导干部中已经得到印证，那么什么才是规范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价值基础和引导力量，我们该以什么政治伦理规则作为党的建设的基础，这也是一个新问题，且无法回避。从革命战争年代中传承下来一个重要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成长于长期的革命斗争，因此，老一代革命家去世时，讣告中一般都有这样的评价“忠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云云。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新的领导层已经没有人经历过战争的考验，这时以什么作为评价标准很重要，因为背后同样涉及到政治理论与政治制度设计。试想，在周永康、徐才厚瓦解旧逻辑的情况下，新逻辑必须产生，这既是规律也是要求。

第五，社会新秩序与实现路径。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由濒于崩溃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众享有了较为充裕的物质生活，然而，价值观紊乱与道德滑坡直接瓦解了我们的幸福指数。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客观原因是奠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五伦”道德或熟人道德被市场经济和自由迁徙瓦解；我们又没有新政治观基础上新理论与新秩序，结果道德系统与市场经济和政治运行模式长期错位。比如，我们社会一切运行规则都由政治来规定，即政治可以瓦解一切规律，如果政治理论先进，同样可以形成秩序，如果滞后，不能解释现实，结果就是权力虚无。事实正是这样，政治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造就道德，因为道德原本与宗教有紧密联系，既然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奠基于革命理论，那么就不可能借助宗教的力量，同时政治力量的集中，又决定了不可能借助社会公益组织来承担道德建设，于是一个个悖论产生。我们要想在不打破思想和制度体系的前提下建立新的道德价值系统，这就需要新政治观，同时需要新设计师的设计。

其实，需要新设计师解决的国家发展大思路、大框架，决非上述几个方面，即便这样，我们已经感知完成国家设计之艰难。所以，我们必须集结正能量，携手给予习近平力所能及的支持，这是每个人能够做也应该做的。

(来源：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