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3月21号，农历二月初八，一个阴冷的日子，上海的鸿升码头传来震耳的鞭炮声。

人们像潮水一般涌向一间临街的铺面，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只见正中间两个年轻人拱手作揖，头顶一面“广生钱庄”的烫金招牌，在阳光下散发着崭新的油漆味。

这对亲兄弟看着水泄不通的人群，相视一笑。穿西服的方脸是哥哥荣宗敬，23岁，英气逼人；穿长衫的圆脸是弟弟荣德生，21岁，看着憨厚老实，人称“二木头”。

他们兄弟二人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倾尽所有置办的这间小铺面，会在短短20多年后，横扫中国的半壁江山；会在100多年以后，变成世界500强中手握万亿的资本帝国；而他们的后代，还将登上中国商人难以企及的政治巅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毛主席说：“这个家族，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而荣氏家族的传奇，就从码头上一袋撒落的面粉开始。

1

创业维艰：

“吃定两头，再做一局！”

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荣氏兄弟的人生或许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1894年，日本对清军发起闪电战，6昼夜狂奔500公里，占领朝鲜全境。

当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9月，日本联合舰队出动12艘精锐军舰向北洋水师发起猛攻。

随后，日军撕开鸭绿江防线，3个月攻入大连半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向日本赔偿2亿两白银。

经甲午一战，大清国运衰微，洋务派燃起的复兴之火随之熄灭。

为了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大肆盘剥百姓，以各种名义横征暴敛，民间的商业环境迅速恶化，外出经商者纷纷返乡回家。在外经商的荣氏一家也难得地团聚了。

短短一年后，中国掀起一股救亡思潮，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而远在无锡闲居养病的荣父（荣熙泰），更多感受到的是江浙民间复兴实业的热情。 

南通人张謇荣登状元，没有在京为官，反而回乡大兴实业，创办大生纱厂，一时名震天下。

在张謇的带动下，江苏、上海重燃实业热潮，呈现商业复苏的态势。很多商人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钱庄生意异常火爆。

1896年春，荣氏父子三人商议，认为此事本小利大，决定步人后尘。于是融资1500银元，开起了广生钱庄。

开业半年，荣父因过度操劳，于夏天去世，死前他给兄弟二人留下两句遗训：

对内要“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

对外要“一家有余顾一族，一族有余顾一村。”

父亲去世以后，兄弟二人勉强靠钱庄度日，却总觉得心有不甘。

上海钱庄众多，竞争激烈，财富积累缓慢。兄弟二人觉得：与其钱生钱，不如去创办自己的企业，做商品赢利。

兄弟二人四处留心商机，想要找到一块空白的领域，却始终一筹莫展。 

1899年6月的一天，香港九龙码头，面容敦厚的“二木头”荣德生正从广州出差返乡，在这里中转停留。

他看着码头上一袋袋堆成雪山的白面粉，把鹅卵石都给染白了，一打听，这些“洋面粉”都是要运往内地的。想到流入洋人口袋的白花花的银子，“二木头”心里像是被小虫子啃噬一般难受，一个盘桓许久的念头在他心里清晰了起来。

回到上海，荣德生跟荣宗敬秉烛长谈：小麦和面粉是钱庄里交易量最大的商品，那不如自己开厂生产面粉！

“粉厂一业，关系到民生所需，倘在无锡产麦之区建设一厂，必能发达。”

说干就干，兄弟二人拉上几人合伙出钱，办起茂新面粉厂。

却不料无锡当地乡绅百般阻挠工厂建设，认为面粉厂的烟囱破坏风水、“乃不祥之物”，所以必须迁出。官司一路打到两江总督府，幸好总督是个洋务派，驳回了讼书，面粉厂才得以继续开办。

1902年3月17日，茂新面粉厂正式开工，日产面粉300包。但面粉生产出来以后，销路远不如预期的好，第一个月就积压了上千包。

当地豪绅散出谣言：“面粉太白、太细，一定掺了什么东西，吃了必定生病。”

愚昧的百姓被流言吓住，宁愿多花几文钱买石磨坊产的面粉，也不想碰“洋机器吐出来的毒粉”。

当务之急是迅速打消市场的顾虑。荣氏兄弟走访无锡街巷的面馆、点心铺，许诺：先试用，后付款；不满意，不收钱，每包面粉还倒贴5分钱。商家纷纷试用，一传十，十传百，粉碎了 “毒粉”的谣言，本地市场销路大开。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人在东北的面粉厂被尽数摧毁。东北三省急需南方面粉支援，无锡面粉经上海转运东北，销量激增，茂新厂当年营收超过6.6万两白银。

战后，眼看茂新赚了个盆满钵满，江南一带出现了开办面粉厂的热潮，供大于求的局面很快出现，茂新连续3年亏损，兄弟二人没有收缩战线，反而大举进攻、“添机改造”，问题是：钱从何来？

荣德生创造性地提出：向洋行分期付款购买美国面粉机，举债12万两白银采购，首付只有20%，使日产量迅速达到 5000 包，成为国内最大的粉厂。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此后16年，中国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出现了权力真空，民间商人迎来了一个“自由的春天”。

1914年，一战爆发，随着战争旷日持久，为解决军民所需，欧洲各国不得不向海外采购物资，面粉是采购重头之一。

日本商行纷纷趁机向欧洲各国倾销面粉，它们到上海采购，只要是面粉，不管品牌、质量，照单全收，中国面粉进入空前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但畅销国内，还远销欧洲，中国摇身一变，成为面粉出口大国。

1914年9月，荣宗敬41岁生日，晚宴结束，兄弟二人趁兴夜游，不知不觉走到了鸿升码头，故地重游，感慨万千。

望着月色下的江水，荣宗敬突然说：“二木头，你还记得小时候滚雪球的事吗？”

他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发问，不等荣德生说话，便接着说：“捏个雪团，滚上雪，慢慢推，然后猛踢一脚，雪球飞奔向前，越滚越大。”

二木头不明白大哥为何重提此事。

荣宗敬又说：“办厂与滚雪球，不是一个道理吗？用‘驴打滚’的办法，在推进中不断发展。别人尚在彷徨，我已发展壮大。”

“从现在起，工厂不管好坏，只要有人卖，我就要买。”

“只有欠人（借钱办厂）、赚下（扩大生产）、还钱（赚钱还债），方有发达之日。”

兄弟二人入股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以大股东的身份调集了大量资金。

到1910年，茂新面粉厂年生产能力达到89万包，比建厂初期的产能提高了10倍。截止到1912年底，面粉厂营业收入超过12.8万两白银，除了偿还各种负债之外，还略有盈余。

就在面粉厂步入正轨之后，荣宗敬“吃定两头，再做一局”，办起了棉纺厂。

“吃、穿两门是国人大事，发展实业，应从吃穿入手。”这是兄弟俩一致的想法。

1915年10月，当36台英国进口纱机转动起来的时候，上海申新纺织厂正式开工，由于一战期间向欧洲大量出口，申新厂一年的利润就可以达到100万元，人称“一件棉纱赚一只元宝”。

虽然挣到了钱，但荣氏兄弟这种高筑债台、兴办实业的做法，在乱世当中是风险极高的。

负债最高的时候，荣氏企业背债6300万，总资产不过6800万，资产负债率高达95%，已接近资不抵债的边缘。

整个20世纪10年代，荣氏几乎是以“一年开一厂”的速度疯狂扩张，到了1917年，荣氏兄弟还干了一桩给中国人长脸的事情，他们用40万元买下了日本人在上海建成的日信纱厂，改名“申新二厂”。

日资建造的纱厂被中国人收购，还成了阻击日纱的主力，这在中国商业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纪录。

1919年，“五四运动”掀起抵制日货、支持国货的高潮，当时的有识之士，无不以支持国货、实业救国为己任，荣氏的货物一摆出来，就被抢售一空。

荣氏兄弟赚了个盆满钵满，还赢得了“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美誉。

茂新、福新面粉公司产品商标

到20世纪30年代初，荣氏兄弟已经拥有茂新、福新、申新3个系统，在南京、汉口、济南等地设立了37个分部，14家面粉厂，9家纺织厂，成为中国第一大民营实业集团。

申新纱厂拥有5300多台布机，生产能力占全国民资的1/5；

茂新和福新能日产面粉10万包，生产规模占全国面粉市场的1/3。

1933年，荣宗敬在自己60大寿时自豪地说：“如今的中国人，有一半穿我的，有一半吃我的。”

而荣氏家族的好日子，眼看就要过到头了。

02

守业崩殂：

谁比绑匪更可恨？

1938年1月4号深夜，一辆小轿车一脚急刹，停在了上海西摩路荣宅附近，荣宗敬仓皇钻进车厢，飞驰至黄浦江码头，搭外国轮船到了香港。

他身后留下的，是2/3的荣氏产业被轰炸机的炮火夷为平地，上百台英国精纺机被日本人尽数捣毁。

半年前的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中日双方投入100万军队参加战斗，这是抗战中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上海全境被毁工厂2270家，荣氏集团损失惨重。

接二连三的打击重创了荣宗敬，到港一个多月以后，他就因脑溢血猝然离世，这位65岁的老人，弥留之际还在勉力呼喊：“申新复业！”

自荣家发迹20多年来，荣宗敬一直大权独揽，是荣氏企业的脊梁骨。他倒下了，谁来接他的班？

1937年到40年代末的十几年，可以说是荣氏历史上天昏地暗的一段时期。

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和儿子、女婿外出，在家门口突遭人拦车袭击。匪徒将荣德生强行绑入一辆印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标记的小车里，劫持而去。

荣家最后与绑匪商量，用50万美元赎回荣德生。交款当天，荣家带着两皮箱美钞等待交易，警备司令部的稽查人员忽然从天而降，搜走巨款，第二天，荣德生被绑匪雇车送回家中。

国民党军警向荣家索取“破案酬金”共计60万美元，荣德生气愤地说：“绑匪只要50万美元，现在破案了，却用去了60万美元还不够！真不如不破案的好。”种种证据表明，淞沪司令部与上海滩第一绑票案脱不了干系。

荣德生安然回家后，各种威胁、勒索电话、信件纷至沓来，持续两年之久。

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时，当时中国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出逃迁徙，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都离开上海，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了下来。

“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资金的外流，让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荣德生在无锡老家照看厂子，而家族在上海的产业重担，一下子就落到了荣德生四子荣毅仁的身上。 

他和父亲做了一样的选择——留在大陆，实业救国。

但没想到，这个“国”却要往他的身上泼脏水、捅刀子。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急于供应，大肆收购粮食，但又怕动静太大，粮价飞涨，于是让面粉商出面代购，时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亲自召见荣毅仁操办此事。

没成想，1948年，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一败涂地，党内势力互相推诿，寻找替罪羊。宋子文根基深厚，又是蒋介石的大舅哥，无人敢动，于是就把罪名扣到荣毅仁头上，指责他卖给政府的面粉腐烂发霉，致使前线士兵吃完拉肚子，导致东北战局惨败。

后来荣毅仁了解到，他交上去的是30万担白面粉，可前线官兵吃到的都是发黑的硬馒头，国民党粮食部暗中掉了包，可他申诉无门。

1949年5月，上海地方法院向荣毅仁提起公诉，罪名是“侵占、玩忽、盗卖公有财物”，当局趁机向荣家勒索巨额赔款，荣家被迫送上黄金10条、美元5000，正在5月25号要开庭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3

归去来：

两顿饭成就的万亿帝国

5月24号，庭审前一天的深夜，33岁的荣毅仁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宿没有合眼。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炮火，他每分每秒，都在倒数着末日的降临。

天蒙蒙亮的时候，一个厂长急匆匆开车来报告消息，说一路过来，看到解放军都睡在马路上。

荣毅仁不信，亲自开车上街，看到马路上和衣卧着不少穿黄色军装的军人，有的已经起身，有的还在睡觉，有的拿出冷馒头就着咸菜啃。

当他开到公共租界的的时候，被一个士兵拦住了。对方很有礼貌地告诉他，前面还有战斗，不安全，请他先回去。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军队，说话这么和气，就睡在大马路上，对老百姓秋毫无犯。”

荣毅仁记得就在不久前，一股国民党部队在他家门口堆起沙包，架起机枪，要以他家为据点负隅顽抗，一旦开打，遭殃的必是他们全家。荣家只能双手捧上两根10两重的大金条，他们才肯离去。

从1946到1949年，荣氏一族，因为被绑架、威胁、诬告、下狱，先后折损数百万美元。一心复兴祖业的荣毅仁，雄心壮志备受打击，而就在他心如死灰、一蹶不振的时候，一个改变了他后半生的男人出现了。

上海解放一周以后，荣毅仁突然接到上海军管会发来的请帖，请他次日出席一场工商界座谈会。

家里人都怕他此行凶险——开会要是扣了人可怎么办？但荣毅仁表示没有选择，必须去。

当时作为全国经济“晴雨表”的上海，经济已濒临瘫痪，想要稳定住局面，要靠“两白一黑”——面粉、棉纱和煤炭，而荣氏产业独占“两白”。新政府想要稳定经济，请荣毅仁出山，成了最关键的一步。

6月2号下午，荣毅仁和一批工商业代表走进了上海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上海市市长陈毅已恭候多时。

陈毅开口便讲：“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怕的，其实没有啥可怕，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众人大笑。

一回到家，一屋子的亲戚朋友都眼巴巴等着荣毅仁开口，他把外衣一脱，兴奋地大声说：“蛮好，蛮好！厂子里马上开始准备，明天就复工！”

原来就在会上，陈毅拍拍荣毅仁的肩膀：你是荣氏企业留在上海的唯一合法代表，所有荣氏企业统统由你掌管。

“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党、找政府，党和政府说话是算数的。”

荣毅仁笑眯眯地对家里人说：“好好准备准备，陈市长要来咱们家吃饭。”

有人质疑陈毅：“去跟资本家吃吃喝喝，立场是不是有问题？这简直就是拉中共干部下水的‘鸿门宴’！”

陈毅回怼得非常干脆：“我带头，你们谁敢去的跟我去。怕这怕那，怎么去做他们的工作？”

就这样，一顿饭下来，荣毅仁看到了新政府的新气象，他决定全心和共产党合作。

以为是鸿门宴，没想到却成了“红门宴”。

饭前的陈毅并不知道，当时的荣家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各房兄弟分了家，1000万美元都被他们抽逃干净，连机器和纱锭都卖了，留给荣毅仁的只有一堆烂帐和巨债。

此时的荣家，屁股底下坐着两座火山：一是“资金短缺”，二是“劳资纠纷”。

不出半年，危机爆发。1950年2月，蒋介石从台湾派遣空军，连续对上海发动13次空袭。

正值农历新年，荣毅仁带队恢复生产，突遭空袭，各厂原料和资金更加紧张，开工率不足，企业没有任何盈利，发不出工人的工资。

那些眼巴巴等厂里发薪水过年的工人们不清楚真相，以为荣家故意克扣工钱。

申新六厂的一些女工干脆包围了荣家，发现荣毅仁久出不归，索性“占领”了荣家的客厅，女工们直奔厨房，切火腿的、煮大米的，大开“洋荤”，还有抱着孩子的女工，奶水胀了就朝墙壁上喷挤……

她们激愤地说：“老板不给阿拉饭吃，就到伊（他）屋里吃饭，拿不到工资就不走！”

荣毅仁得知情况，万般无奈之下，找到陈毅求助。上海市政府、劳动部、工会组织一齐出动，帮申新纺织厂解决资金困难，很快平息了这场工人闹事的风波，工厂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到1951年底，人民银行总共向申新贷款355万元。

历经此事，荣毅仁更深深感到共产党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不同，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想法。

像荣家这样得到政府鼎力扶持的上海商户还有很多，没过多久，上海就恢复了热火朝天的产销活力。

1949年6月初，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全市工厂开工比例不足1/3；

到当年年底，上海私营工厂开工率已高达61.7%。

1950年6月，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全国政协委员，荣毅仁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宾，毛主席的一句话，深深地印在了荣毅仁的心里：“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他主动捐献七架飞机和大量衣物。

从1953年开始，荣毅仁带头申请办理公私合营，让自家企业“走向社会主义”。

而毛泽东在1956年初视察上海时，唯一选择的公私合营企业，便是荣毅仁的申新九厂。

毛主席来到工厂，对荣毅仁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不是要我到厂里来看看吗？今天我来了。”

毛泽东离开后，荣毅仁当即给他写信，表示要在6天内实现上海行业的公私合营。

当年年底，全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结束，因为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荣毅仁得到“红色资本家”的称号。这个耐人琢磨的定位，似乎预示着更大的改变。

1957年，荣毅仁在陈毅的力荐下，成为上海市副市长。

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中央决定让他来挑更重的担子，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到产棉区、到田间抓纺织工业的基础原料，全面改进纺织品，让国产的棉布、丝绸、毛毯等产品在西方畅销起来。

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纺织品出口创汇占全国出口总值的30%，位居出口大类的第一位。

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抵不过复兴实业的拳拳之心。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号召：“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荣毅仁等五位中国工商界著名人士。

他对邓小平说：“只要国家给我工作我就做，白天、黑夜，什么时候找我都行。我才60出头，80岁前还可以做点工作。”

邓小平对荣毅仁说：给你的任务，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这相当于是给了荣毅仁一柄“尚方宝剑”。

转眼到了午饭时间，考虑到天气寒冷，邓小平风趣地说：“肚子饿了，该吃饭了，今天我们聚聚，我请大家吃涮羊肉。”

随后，大厅一角摆起了两桌火锅。在寒冷的冬日，邓小平与5人围桌而坐，白菜、涮羊肉、白水火锅、几盅白酒，热气腾腾……后人将这场宴席，称作邓小平的“五老火锅宴”。

回去以后，荣毅仁难掩激动的心情，多少个不眠之夜，时卧时起，徘徊寻思，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动笔写出了呈送国务院的报告。

10天后，荣毅仁正式提出了建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构想。

后来这家公司，有一个更为国人熟知的名字——中信。

荣毅仁意识到，与其像以前那样组建一家单打独斗的公司，不如创办一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做经济发展的“催化剂”，用投融资帮助更多的企业。

创办之初，国家经济困难，中信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亿元，国务院首批拨款只能先给到2000万。

遇到钱不够用的时候，为了救急，荣毅仁把自己多年节省下来的存款1000万元，以储蓄存款的方式汇入公司。

我们今天认识的中信，是街上随处可见的银行、证券、地产公司，是整栋整栋的高楼大厦，但在当时，中信连一个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三四十人挤在北京和平宾馆的12间客房里，干累了就躺在地上打盹，起来接着工作。

在中信成立的第一年，荣毅仁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的4000多个来访客人，和国内3000多人洽谈了业务。

然而忙活了半天，中信真正谈成的项目屈指可数，公司账户很快就掉到了7位数。

荣毅仁看在眼里，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开源之道。他不想为国家添麻烦，只能在中信这个平台上自寻出路。

当国内资本捉襟见肘，打不开局面的时候，荣毅仁焦虑地想着办法，该怎么为更多的企业筹钱？

有一次，他去联邦德国考察，他向德意志银行的老董事长请教：怎么为国有企业募资？董事长说：你试试去国外发债。

他突然想到：用借债的方式搞投资，赚钱以后还债，既可以筹集资金，又可以促进项目建设，对外资来说也是高回报的好事，可谓“一石三鸟”。

简直和他大伯荣宗敬举债办厂的思路如出一辙！

只不过当年借债，为的是家族企业扩张；而今日借债，为的是民族工业复兴。

1982年，中信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成为建国以来破天荒的头一次，彻底救活了一个国家重点项目——仪征化纤。

当时买一件“的确良”都要排大队的中国，穿衣服都是一件大问题。为缓解穿衣困难，国家决心重点发展化纤工业。

仪征化纤工厂一旦建成，能年产化纤原料50万吨，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总产量。

如果当时没有中信救急的钱，这家全国规模最大的在建化纤企业很可能面临停工、下马的危险。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发话：钱不够，找荣毅仁。

1984年，中信发行了300亿日元、3亿港币、1.5亿元德国马克和1亿美元的债券，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工业化建设，争取到了极为宝贵的资金援助。

从那以后，在国外发行债券，成为我国筹集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强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荣毅仁用浓重的苏南方言说了一句话：“资本回来了!”

在担任中信董事长的14年里，荣毅仁没有从中信拿过一分钱工资，也没有占一股个人的股份，他把钱借给公司不是投资，“公司到时会如数奉还。”

连傻子都知道，一个高速增长的企业，哪怕在里面占上1%的股份，留给自己或者子孙后代，会带来什么样的回报。

到他离开的那一年，中信从一开始的20来人，发展到3万多人，总资产800多亿人民币，下属33家分公司，成为国际上鼎鼎大名的跨国集团。

1992年初春，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南巡，发表了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全社会形成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

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76岁的荣毅仁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柏林日报》评论说：“中国首次擢升一位商人和富翁担任国家副主席，向国内外，特别是数百万华侨表明了，中国领导人认真对待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决心。”

他辞去了中信董事长的职务，完成了一个企业家的价值和使命——创办一家巨型企业集团，为国家建设引进巨额外资，促成一桩又一桩基建项目的实施。

荣毅仁成就了中信，中信也成就了荣毅仁的后半生。

他的侄女荣智美回忆说：“我四叔很幸运，他有他的信仰，一个人按照自己的信仰一直做下去，就能得到实现，今天他实现了。”

2005年10月26日，荣毅仁去世，享年89岁。新华社的通电中的形容是：

“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

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个年营收4000亿、资产6万亿的世界五百强。

他的身后，是一个正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早在1956年1月20日，荣毅仁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就这样解释他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经常接触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负责人，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在局势最紧张的时候，党的每一次分析，党的每一个政策，毛主席的每一句话周到又全面，稳重又果敢，说到了就做到了”。

荣毅仁身体力行地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资本家，可以有怎样的信仰，可以有怎样的品行。

1986年，荣毅仁在北京宴请索罗斯吃饭，交换名片的时候，索罗斯震惊了——荣的名片上只有三个字：荣毅仁。

他说：“我就是不想别人打电话影响我休息。”

生前，因为经常要会见外宾，荣毅仁总是身穿一件中山装，胸前别一根派克的镀金钢笔，戴一块百达翡丽的高级手表。

只有家里人知道，他退休以后，不需要应酬，在家里都非常朴素：身上的白衬衫发皱发黄，脚踩一双黑色的布鞋，毛衣毛裤补了又补，袜子也是补了又补。

没有人想象得到，这竟是自美国人给中国评选富豪榜以来，第一位问鼎首富的中国企业家。

而荣氏百年的财富传奇，还将在荣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继续书写。

我们该如何评价，荣氏家族20世纪的商业成就？

其实不用我们来概括，有人已经写好了。

如果用第一人称来表达，它应当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创业，就是因为认识到企业家是维持这个国家乃至社会转动的根本力量，不仅在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缴纳税收、促进就业，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商业文明。在创业成功之外，我希望能推动商业文明发展、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培育。”

这段话，完美地概括了荣氏百年对国家、对民族的意义，却并非出自一个和荣家齐名的商业巨子之口，而是来自于一个90后。

最近，他因为花了3100多万买下股神巴菲特的一顿午饭出尽了风头。

一个靠发币、炒币、割韭菜暴富的年轻人，鼓吹自己是“马云门徒”，是“90后创业代表”。

在马云的湖畔大学面试的时候，冯仑问他：“你现在很年轻，如果未来创业成功，你想做什么？”于是他大言不惭地说出了上面那一番“推动商业文明”的宏论。

面对这样的人，乌鸦只想送给他一幅“对联”：

荣氏百年，克勤克俭，举债办厂，

图的是民富国强、实业兴邦；

炒币之徒，对韭当割，一食万钱，

好一出哗众取宠、粉墨登场。

我相信，人心自有公断，历史自有公断。

有一篇短文叫《太阳和霓虹灯》，它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紫禁城的傍晚很美。太阳悬挂在地平线上，光线柔和。它高高在上，但在某些时候却情愿寻求平等，因为它知道这种姿态更有利于交流。

 

都市的霓虹灯也亮了起来，五彩缤纷并且极富动感，竭力招揽着人们的目光。

 

太阳和霓虹灯同时出现，看上去竟不觉得有什么不和谐，也许是因为它们都发光吧。 

看完这篇文章，我希望你能记得，有一种中国人的光芒，叫做“荣氏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