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
1997与1998年，一场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只有中国幸免于难。 其前提是我们已经进行了4年的“软着陆”， 把经济增长率从13% 降到9%， 把20% 的高通货膨胀率降低下来。 1994年1月1日以“并轨”的名义，把人民币汇率由1：5。7 贬值到1：8。7，大幅度提升了出口，外资也开始大规模进入。国家外汇储备从1992年的200亿美圆增加到1998年的1700亿美圆，中国已摆脱“国际收支天花板”，走向货币升值和外汇过剩的历史时期，只不过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而已。
当国际投机资本制造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集中冲击香港联系汇率时，中央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力托香港股市并限制投机资本流动，把“积极不干预”变成积极干预，保持了亚洲经济稳定。 经三年积极财政政策使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到10% 左右。 2000年以后国际资本达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共识， 大举进入中国，中国内部储蓄率达到历史最高峰，甚至超过了计划经济时期。于是出现基本建设高潮，钢产量居然从2000年的1亿多吨上升到2007年的5亿吨，股票与房地产大发展。
200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可能超过13%，否则不会有目前这样高的物价上升，经济肯定是过热了。但2000年以来平均年增长10% 的速度是可以保持的，7年番一翻，到2006年底达到20万亿人民币，到2014年，GDP 达到40万亿人民币，已成定局。
面临美国金融危机中国第一目标是保持稳定
目前我们遇到的经济调整与股市暴跌，其国际根源是美国金融危机与弱势美圆政策。石油价格于7月份创出145美圆的历史新高，并带动世界粮食与资源价格的全面上升。对于中国这样的资源进口国，将造成输入成本推动型物价上升，影响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 石油，粮食与资源价格上升的长期因素是商品供求关系，目前期货价格飙升则是金融现象。期货以美圆标价，弱势美圆就等于高价石油。长期商品供求关系紧张与短期金融炒作在本质上一致，金融资本的“超前过度调整”，是未来商品供求关系的反应，但的确是过度炒作了，最后疯狂以后将稳定在一个高水平上。
我们在涉外经济方面基本维持了稳定并取得巨大发展，出口从1979年的 95亿美圆上升到2000亿美圆，中国也成为使用世界资源，引进先进技术的最大进口国。我们近年来也有不少失误，总是有人鼓吹与国际盲目接轨，反对自主创新，忽视国家经济安全，思想理论一直混乱。在政策上也有失误：不适当地在2000年打压股市，4年跌去60%，同时贱卖国家资产；人民币升值过晚过慢，升值预期难以消除，难以有效管制投机资本； 2008年出现股市崩盘60%； 房地产价格暴涨以后面临调整；没有及时建立国家石油储备；特别是在去年不适当地向美国金融资产投资。如果不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得快，我们的外汇储备不知有多少会买了美国的次级债！
国家政策的基本成功点，是在关键时刻能够果断地进行国家干预， 始终没有放弃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管制，没有卷入国际金融危机。 国家政治优势和控制能力是强的， 成功与失误都与理论和指导思想有关，与利益集团影响有关，应该认真总结反思。
我在1994年就提出：人民币进入升值的历史时期。 根据购买力平价长期保持一比四到五的计算，也根据实际汇率已经升值40% 的计算，近期人民币将升值到一比六， 中期向一比五靠拢。近期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强化经济紧缩以降低进口价格，依靠升值以降低国内物价水平的建议是不可取的。 既然已经错过了迅速升值的最好时机，升值预期已难以克服，我们也只能够因势利导。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要照顾国内企业的适应能力，可以利用升值预期保持人民币强势地位，使之出境到香港台湾和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自由贸易区。国家过剩资本应集中投向周边地区，投向资源和土地。国家要强化而不是弱化对于投机资本的控制，人民币近期不能宣布自由兑换。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有 70年高速增长的潜力， 自1949年开始，2019年结束。 第一位原因是人口增长，由 1949年的45000万人，增加到165000万。人口基数大，增量高，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中年人迅速增长，他们储蓄率高。目前中国正享受“人口红利 ”，国内储蓄远远大于投资。按照宏观经济学“储蓄大于投资”的公式， 资本应该是净外流。 但国际资本无论是设备投资，股权投资还是热钱，全部蜂涌而入， 造成特大货币财富增长， 过剩资本盲目流窜， 制造一个个泡沫，影响经济稳定。
10% 的增长率可维持到2014年左右， 以后逐步减速，至2020年人口老化，经济增长源泉必定从劳动力向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转移。一系列结构性调整势在必行， 转型能否成功关系现代化最终成败。其内容包括：
------人民币升值带来各方面重大利益调整；
------国内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劳动相对于资本的利益增加；
------总需求结构的调整：净出口减少而国内消费上升；
------通过财政金融各种手段，把爆发的货币财富有效率地向实体经济转移：包括国防，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战略物资储备。
大调整因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资源价格猛涨而提前到来，对于中国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没有外部压力，就没有内部调整的动力。在总需求膨胀的情况下，净出口下不去， 国内消费就上不来。中国有潜力有能力采取各种措施完成调整。利益格局调整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如不能有效地克服“分利联盟”，经济与社会就不能有效转型， 最后终因财富耗尽而丧失发展动力，这是我们必须防止的。
企业困境来源于低成本盲目扩张
目前中国的经济有些类似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停滞膨胀”。 其实 10% 的增长不算停滞，但大多数企业必然陷入困境，其根源是：长期低成本造成高利润，金融创新提供低成本巨额融资，促使企业盲目扩张生产力，并依赖廉价劳动力和美国市场，一遇美国经济调整，必定陷入衰退。
低成本曾使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盲目扩张， 改革以来用了整整30年进行调整， 6000万工人下岗。这种调整在新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里被解释为产权不清，预算软约束，“父爱般的政府关怀”。这种理论以制度决定论掩盖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国有企业破产的最深层次根源实际是技术的老化。
低成本下盲目扩张的弊病是不分所有制的。私人虽不有意乱花钱，但他们缺乏技术创新和投资评估能力，投资失败在所难免，股民惨亏就是证明，专家理财的基金也好不到哪里去。 上市公司这种所谓最现代的企业制度， 其盲目投融资甚至远高于其他产权形式。目前股市前所未有的大崩盘就是上市公司盲目融资和减持造成的。 谁能保证它们投资就没有盲目性？购买美国次级债的大户，就是中国最现代化国际化的大型金融企业。 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非均衡性，不是“理性人”可以掌握的。越现代化，越货币化，越大型化，越盲目扩张的企业，可能失败得越惨。相反，我所见到的极个别的民营企业家，如海宁一位服装制造商，预期到人民币升值，把原材料牛皮从新疆采购换成了巴西采购；宁波雅各尔的老板是一个知识青年，插队10年， 他能棋高一着，较早介入房地产和股权投资，又贷款美圆收购了美国著名的服装企业，是他的同行和未来竞争对手。 这个企业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都不错，能够留住熟练工人，因此不怕调整。 这样的决策和产权无关，主要是由于一把手的特殊天分。
可预见我国上市公司业绩下降将影响下半年股市发展，房地产调整也在所难免。为保持股市稳定，尽快推出创业板以帮助企业技术进步，目前需要严格限制上市公司的盲目融资与减持。
通货膨胀幻觉与企业限产保价
中国计划经济造成六大低成本： 廉价劳动力，廉价能源资源， 零地价，零环境成本，低汇率，低融资成本，在转轨30年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成为企业高利润和GDP高增长的特殊源泉，只可惜我们否认这一点，把经济高速增长完全归功于市场经济机制，这就不得不在市场经济的真正风险面前付出代价。
前五年全世界经济繁荣， 股市房地产繁荣，国内外市场齐扩张，中国四大需求齐膨胀，国内储蓄与国际热钱同推动，国内外热钱同炒作，使企业利润年年翻番，不扩大投资是不可能的。 只有极少数企业能控制扩张冲动， 不盲目贷款。它们会等到在经济紧缩，企业大量破产时期才开始兼并，做竞争的最后胜利者。房地产公司无论倒闭多少，最后剩下的，总是那些自有资本率高而贷款少的企业。
大多数企业在经济扩张期被 “通货膨胀幻觉” 迷惑。 通货膨胀使多数产品以高价顺利出售， 每个企业都误以为这是自己产品好销，于是扩大投资， 在虚幻需求刺激下增加了生产能力，不出两年，生产能力一定过剩。 经济紧缩一来压缩了总需求，企业面临两种选择，或降价以扩大销售，或限产保价收缩市场，而以后者为多。 因为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上游产品涨价，下游产品也降价不下来。多数企业限产保价，在全社会的表现就是生产下降而价格降不下来，这就是“停滞膨胀”。
各种压力集中在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上，它们缺乏技术含量，依靠廉价劳动力， 月工资不超过千元， 占据较大市场份额， 维持3---5% 的年利润率；它们出口大于内销，使用国内原材料。 这样的企业已受重创，需要政府帮助以度过难关。如提高出口退税率，地方补贴等，而加快扩大内需是最重要的。
国家强化外汇管制对防止投机资本是必要的，但限制了出口企业的资金周转，应适当放松。 我们未必清楚热钱进出的渠道，不要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地方政府可以财政贴息对出口企业贷款，不要断了资金链条。出口企业可以兼营进口扩大内销。资源出口国如俄罗斯，非洲，中东，对于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购买力正在增加， 他们和中国有传统的友好关系，我们实行出口多元化是有空间的。
中国出口企业的根本出路是加速技术进步。 资本----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船舶，钢铁，一般机械， 机电产品已完全进入国际市场，下一个是汽车。引进外资应向精密重型机械，飞机卫星， 高新技术转移；在技术上追赶发达国家，出口产品随之升级。人民币升值将促使一般贸易扩大进口中间产品的比例，促使加工贸易扩大国内加工技术链条，总体是扩大高新设备和原材料进口， 以增加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自主创新”的战略下，以国防战略产业为核心实行军民结合，继续在高层次引进外资，中国企业必须在10年左右完成一次技术升级。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阻， 廉价倾销的时代，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价格仍旧可以提高，比如宁波海天，私人企业父子两代搞注塑机和数控机床，他们把研发机构已经设到了德国，的确难得。他们说，德国的技术比我们先进30年，日本又开始了封锁战略，因此提高技术水平是长期的历史任务。
物价上升的性质与对策
目前物价上升的性质比较复杂，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相交织，短周期和长周期相交织，国内国外因素相交织，总量膨胀和结构转型相交织。2008年上半年CPI。以 7—8% 的速度上升，有去年翘尾因素，下半年应有所缓解。 政府控制CPI上升是重要的，因为 7% 是值得警惕的信号，如控制不好，可能失控而成为恶性通货膨胀。 但也不能急于求成。
物价上升，在经济周期初期是需求拉动造成，总需求过度膨胀首先使钢材为代表的生产资料价格上升。两年以后传导为成本推动型消费物价上升。目前中国物价形势之所以严峻，是因为两种因素因素同时出现，而且有相当国际输入的因素。
在市场与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总需求非国家完全可控，地下钱庄和资本市场融资，部分抵消了国家银根的收缩；煤炭放开经营后价格上升了一倍；钢铁价格上升说明总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房地产垄断则使政府干预无效。不可控制因素尤其来自国外：投机资本流入扩大了货币供应，而世界资源大涨价则通过进口传导到国内，远非人民币升值可以抵消。如果石油价格回落，物价上升压力有所缓和，地方政府马上会减少对水电煤气供暖的价格补贴，物价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马上回落到 4% 以下。前几年延误了升值时机，现在又想通过大幅度升值，实行大幅度经济紧缩，这是不可取的。中国的事情需要统筹兼顾，经济减速和物价控制都只能软着陆。
长期来看，资源，环保，科技，劳动力等价格都会提高。 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无论是否已经达到，工资上升都不可免，即使在农村打工的工资也上升一倍， 如果考虑到物价上升因素，实际工资并没有很大提高，因此名义工资还会提高。环境保护成本会加入企业成本，大约增加20%。 至于以粮食为中心的食品，长期供求关系越来越紧张。肉蛋奶酒要耗费数倍粮食，粮麻油麻糖互争耕地， 粮食加工与销售包括饭店，政府很难控制价格。
中国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周围最好的耕地，将会用于工业开发区，房地产和交通设施，能留出菜地已算不错，还必须留出森林，湖泊，草地，水库，和贯通南北的大水渠，以提高国土的蓄水调水能力。中国中部将成为主要产粮区，粮价低了没人种地。长期大量进口粮食不可避免，这相当于进口世界的水和耕地。中国粮食价格还不到世界一半，不涨价，进口亏损，粮食反而会走私出口。因此以粮食为中心的系列产品必定逐步提高。
与以前各次通货膨胀不同， 在中国主要成为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总量问题需要货币政策调整，如汇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货币发行量；结构问题则主要采取财政政策。中国人的收入差距已经大大拉开，中等收入阶层已经相当壮大， 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压力没有那么大， 反而可以提高他们的名义收入； 对于富人，物价从来就不是问题。因此，政府对付消费物价指数持续上升的长期对策，应该是建立价格基金， 对低收入阶层发放物价补贴。 这就给地方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民间组织合作，进行详细的，长期跟踪式的家计调查， 甄别谁是真正的穷人，并严厉制止腐败。 否则，我们就会重蹈发达国家“福利社会”的覆辙，被各种福利和补贴发放的失控，拖垮了财政。 还有，对于农民工如何发放补贴也是一个难题。政府补贴的另一个部分是直接补贴供应者，维持燃油，水电煤气暖的低价格，把这部分私有化让私人垄断，结果就是大涨价，这是国际上一种错误思潮，我们绝不可走这条路。
总之，目前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形势都对中国十分有利，只要我们自己不犯大错误，国际上就没有什么势力能够阻挡中国的崛起。目前世界性的经济调整，对各个国家都是严峻的挑战，问题各有不同，而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包括变出口导向为内需导向，变静态比较利益为动态比较利益， 在劳动密集型基础上提升技术水平，在引进外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 协调地区发展关系调节收入分配， 重视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国家已提倡多年，只是因为发展模式的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未能迅速实现。 外部压力迫使我们所实行的一系列对策，其方向和内容，与我们本来就应该进行的内部调整，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应该把短期反危机措施，纳入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变被动为主动，把外部压力变成内部动力。 在调整过程中应十分注意方法与策略，保持综合平衡和全局稳定是第一位的。 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还在，关键是国家能够制定正确的调整方针与发展战略， 并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我们就能够在世界经济动荡中间，再上一个台阶，最终完成经济与社会转型，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