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对长三角的经济危机冲击下，几乎所有基层政府在听闻企业“出事”后，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保”的决定。在他们看来，最坏的一种结果，就是企业破产。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企面临脱困改制，不少地方政府正是用同样的手法“捆绑”银行，救助濒于死亡的国有企业。所不同的是，这次浙江最先倒下的，地方政府出手相救的，基本上都是因扩张过度、经营不善而陷入流动性危机的大型民营企业。
　　最大的为何最先倒下？理论上，经营健康的大企业现金充足，抗风险能力应强于小企业。但如果是短期内“催肥”的企业则另当别论。当地商人们总结说，最先倒下的企业有三种类型：一是过于依赖银行贷款和民间信贷的；二是产品品种过于单一的；三是大客户过于集中的。
　　
　　最近浙江纵横集团等的个案显示，浙江民企经营者素质、管理能力，以及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两方面问题都有，多少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在积累。大行人士直言，因为经济上行周期中，大家看不到这些深层次矛盾，没有提高警惕，没有一家银行退出来，现在都深陷其中。而在当地政府出面组织下，要求各家银行需要统一行动，目前(贷款)都不要退出。”上述债权银行人士称，“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资产保全，化解风险。”

　　处于一名银行界银行的直言，趁企业尚处风险初期，撤出投资是比较保险的做法。与其损失几十亿的银行本金，不如损失几百万的利息与手续费及早撤出。地方政府的做法令人费解，其实质等于是拿纳税人的金钱来填充民企和私企的窟窿。

　　这种做法在东北国企破产潮中曾大量采用，国有银行对东北的支持，造成大量的坏账，而大部分坏账只能在10年后振兴东北政策下无奈销账，等于全国的纳税人支持了一次东北的破产企业和职工福利。目前东北企业走出破产阴影的同时，“浙江模式”的破产风暴就悄然而至。
　　
　　而这些“大企业”的生成，多赖于当地政府和银行近年来不遗余力地“垒大户”。与外界普遍将浙江制造业困境归结为人民币升值、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外部因素不同，一些浙江本地学者认为，近年来政府对民营企业干预增多，“浙江模式”已经越来越走向它的反面，这为今天浙江制造业的困境埋下了病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就直言：“浙江中小企业不是急性病，而是慢性病！” 在他看来，浙江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扶强做大”的政策方针。政府通过土地、税收、金融、司法保护等方面的倾斜，扶持一些大型民企，导致企业竞争环境恶化；大型民企对政府的依存度提高，患上了“类国企病”。

　　“‘强资本’与‘强政权’结合，会对‘浙江模式’造成毁灭性打击。”姚先国称。
　　在“浙江模式”风靡全国、民营经济逐步成为浙江地方经济主体的过程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熟悉浙江政治、经济生态的当地人士回忆，上世纪90年代，“浙江模式”获得官方肯定，可以看做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此后，出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需要，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干预日益增多，昔日的“小政府”变成了“强政府”。由于政府掌握着土地、财税、金融等最重要的市场资源，使得其有可能通过相应的政策倾斜，有选择地“催肥”一些“重点民营企业”，“草根经济”逐步烙上了“官商经济”的印记。

　　一些浙江当地企业家介绍，地方政府对大企业的优惠政策，有时甚至到了让企业都吃惊的地步。除了返税奖励，一些地方政府还以“工业开发区”的名义，给大企业提供大量建设用地，并要求银行对大企业贷款给予优惠。一些企业“内功”跟不上，并无做大计划，但在政府和银行的努力下，迅速膨胀。当流动性恶化后，当初低价获得的土地，变成了所谓的“大企业”最值钱的资产。

　　目前，浙江全省共有200多万家企业，但规模（500万元）以上企业仅有5万多家。由于地方政府将财政补贴大量给了大企业、外资，中小企业无法享受到“阳光雨露”，无形中制造了一个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影响了产业集群的升级，也妨碍了市场自我调整。

　　浙江企业素有民间借贷、互相担保的传统，很多当地政府担心风险一旦触发，或将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影响社会稳定，不得不出手救助。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兴元表示，企业倒闭未必会造成社会稳定问题，浙江人自己从来没有“让政府找工作”的思想，民工们有工就打，没工就返乡，不会造成当地就业负担。而且，浙江虽有不少工厂倒闭，也有很多工厂缺工人。

　　事实上，即使政府表态不惜动用国有资本来救助，也未必成功。到目前为止，由政府主导的南望重组已经失败，飞跃重组陷入僵局。很多当地学者指出，现在是浙江回归“小政府”的最佳时机；以往地方政府很难有勇气去主动调整，又涉及到政绩考核和中央地方财政体制的问题，现在都不复存在，反而可以借助危机让市场更合理地配置资源。因为过去几年的历史已证明，依靠政府拔苗助长式的帮扶，并不能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大企业。

　　事实上，目前濒于破产的一些浙江龙头企业，多半是坏企业的典型。无论是飞跃、华联三鑫还是江龙控股，无不是在经济上升期，依靠廉价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资源大肆扩张、过度借贷。相反，一些财务稳健、对形势发展有预见性的企业，有望安全渡过这次危机。
　　浙江第一代企业家不乏创业精神，但文化水平不高、视野狭窄，妨碍了企业的升级换代。很多企业一旦做大，就沦为糟糕的家族管理的典型。这次危机之后，是否会带来“浙江模式”的真正转型，推动当地私企完成从家族管理向职业经理人的过渡，令人关注。

　　而浙江民间金融以个人信誉、宗族力量甚至暴力手段为保证，不要求抵押和担保的融资方式，是浙江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的活力之源。但它的无处不在以及缺乏规范，也在无形中放大了当地的信贷风险——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有两本账，民间借贷和银行信贷间互不知底。这是这次危机中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看来，当前制约浙江产业结构转型的薄弱环节之一，就是民间金融的合法化程度过低，而这正是政府未来可以着力的空间。
　　
　　大量的学者质疑，在拿国家资金解困浙江民企的同时，一定要防止过度干预市场，并注意保护纳税人的权益，尽量避免损失全体纳税人的权益去仅仅拯救某地方企业，尤其在未来形势不妙的前提下，及早解脱某些低效益企业，加速的休克疗法可能是其从新崛起的最好方法。或许长痛不如短痛，支持让某些企业坐享过度扩张和不注意风险管理所带来的收益，就类似于支持美国通用那些懒惰的工人一样，看似有公众的钱去为一个赌徒和失败者买单。

　　阵痛只是暂时，我个人的建议是快速让这些企业倒闭，快速解决目前的僵局，让市场形成自我调节能力。如果让目前的风险积累，在未来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可能并不是一个好方法，至少是一个损害银行利益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