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在崛起的过程中，都会分阶段地出现生命的伟大觉醒。从鸦片战争以后，抗日战争以及随后的解放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次伟大的觉醒；第一次伟大觉醒是以革命战争为模式，第二次的伟大觉醒是以企业修道和金融修道为模式。
　　企业修道始于1978年的莫干山会议，它确定价格双轨制的新运行模式：存量采取计划价格，增量采取市场价格的双轨。这就让中国提前释放了企业的活力，才能迎接1985年以后的经济全球化运动。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分工变成可能，劳动密集的国家虽然技术创新落后，但仍可以在商品的价值链中分享一杯羹，发展中国家找到增加就业和积累财富的有效途径，经济繁荣随着经济全球化而不断加速。25年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已面临一个新的瓶颈，必须加以突破，那就是资本市场的改革。任何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都是建立有效的生产和管理，第二阶段必须通过资本运作来加速企业成长，在提升市场占有率的过程中，完成做强做大的双重目标。尤其是原材料大涨之后，中国才猛然发现，自己是许多原材料的最大消费国，但定价权都不在自己手上，要想改变此种命运，只有一个办法，做大资本市场，让股市、期市、汇市、债市的规模同时做大，最好跻身全球三名以内，才有话语权。在此种前提下，沪深股市在短短两年内，总市值从股改初期的3万亿元 人民币增加到2007年5月底的18万亿元，增速全球第一，上海逐渐变成全球的金融中心之一。
　　沪深股市从2005年6月的998点（上证指数）涨到2007年5月底的4335点，其涨幅是同期全球第一。如果说此次大涨是资金过剩，企业盈余大增所造成，不如说是全民的金融大觉醒，大家发现股票市场是分享国家经济及企业盈余快速成长最快速且最有效的方法。全民过去25年的经济拼博终于要开始金融收割了，不参加收割的人，财富水平可能大幅落后。2007年第一季度沪深两市的平均每股盈余高达0.125元，比往年增长一倍，难怪沪深股市在 2007第一季中，不少个股大幅上涨，在3个月内大涨2倍者比比皆是。大家发觉要分享企业的快速成长，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买股票。
　　但是伟大的觉醒都是曲折和反复的，虽然股市大涨造成每天开户数一度高达38万户，但是一旦散户撑不住上涨的格局开始进行多杀多，大幅拉回仍不可避免。但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在大幅回调中能否全身而退，而在于QFII额度一旦大幅放宽后，真正大获利者是否转移到外资，就应严肃地思考。
　　如果所有的投资理论都来自西方，那么不管你如何聪明与勤奋，都追不上西方的投资高手。一个伟大的觉醒必须是一种创新，欧洲的文艺复兴如此，美 国的信息革命也是如此。中国今天的金融改革也是如此。学习西方的投资理论，但以西方的投资理论为满足，那就不是创新，而只是一种抄袭。历史从没出现过一个国家因为抄袭而变得伟大，只有创新才能变得伟大。因此，在金融改革的今天，中国如何在金融投资上和投资理论上进行创新，才是觉醒和关键。
　　中华民族是个善于修道的民族，不管是企业修道也好，金融修道也好，它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因为中华民族有求道的精神，汉朝儒学才会大兴，唐朝大乘佛学才会大放光明，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才会落实于中国的崛起中。但中国的崛起，不能只靠生产力，还必须靠金融力，只有生产力和金融力同时俱足，才是真正的世界级强国，大英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都是如此，日本和德国因为只重生产力，不重金融力，所以最后都沦为二流的强国。
　　为了提升金融力，必须把西方的投资理论和中国的求道精神融为一体，中国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才能在未来的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甚至于超越西方。在科技创新方面，一步一个脚印，很难速成，但在虚拟经济的金融创新方面，迅速超越西方却是完全有可能，只是要先找到金融创新的神秘钥匙。
　　在超越的过程中，第一阶段要先学会理论，第二阶段要深入心法，第三阶段要发现自然法则与密码。学校的教育处于第一阶段，毕业后个人的长期历练处于第二阶段，只有极少数的特殊天分者才能发现自然法则与密码的存在，并把它用在实际操作中。
　　在金融操作中，技术性的落实是很重要的，但技术性的思考有其局限性与矛盾性，此时必须发展一个完整的系统来统合所有的技术，并且给予技术性的 东西一些标准与规范，因此系统的背后必须蕴藏着深厚的哲理或核心理念，才能指导所有的技术和构筑一个完整的系统。在一个系统中，它必须具备生命的伟大觉醒才具有生命力。一个没有生命力的系统只是一个理念架构，它没有自我实现的可能。一个有生命力的系统具备实践性和真理性之后，会自行持续下去，直到它开花结果。
　　金融大战是历史的宿命？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生产总值占全球的25%，相当接近于今天的美国，今天的美国生产总值占全球的28%，但比重不断下降。鸦片战争是中国 由盛而衰的第一个转折点，后来一连串的战争，如英法联军、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国运直线下降。在这一个甲子之内，中国一直想师夷之长，但却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得招架乏力，变法革新和国民革命想扭转厄运，但功效不大，整个国家始终在激烈振荡中，直到“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之后，举国才惊然梦觉。在国共合力抗敌的前提下，终于打败日军。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凭着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实践经验的融合，使中国第一次凭借自己的力量走出西方帝国主义的阴影。因此中国近代史的第一次大转折是鸦片战争，第二大转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如果有第三次大转折的话，那将是什么？笔者认为第三次大转折很可能是全球的金融大战。
　　这个全球性的金融大战，其初期的面貌将是金融竞赛，例如汇率磋商、定价权之争，但这个局面可能进一步演化为金融大战之模式，到时美元崩盘，人为的金融危机都会出现。由金融竞赛转变为金融大战有两大原因：一是金融全球化，二是国际资本的泛滥。金融全球化与国际流动性过剩将是一体两面，纵使美国把基准利率从目前的5.25%提升到8%，国际热钱仍然会不断寻求高获利的机会，而不甘于坐享利息收入而已。G8是热钱的主要来源，如果G8会议不提出有效 的方法来限制国际资本的兴风作浪，那么一场国际的金融资本大战可能就要引爆。到时候G8和金砖四国等11国将是主要参与者，哪一个国家在最后胜出，将是人 类未来的下一个真正强权。
　　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大爆炸将会呈现出本质的蜕变。资本主义从西方兴起以后，从荷兰的鹿特丹到英国伦敦，再转移到美国纽约，一路走来有一个内在的命运交响曲，那就是不断向外膨胀，从殖民膨胀到金融膨胀，外表的形式虽有转变，但膨胀的本质不变。荷兰和英国走的是殖民膨胀的旧模式。美国走的是金融膨胀的新模式。美国的金融膨胀是从1971年放弃金本位以后就开始无止境地膨胀，加上衍生性金融工具的推出，膨胀的速度一直在加速，目前正处在高速运行的阶段中，只要有一个金融政策的小环节失当，就有可能引爆下一个金融大爆炸，大爆炸结束之后，美元资产在全球的比重将从目前的60%降到30%，以符合其经济 生产力的比重28%。
　　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原材料大涨的内在共同原因，就是美国的金融力必须不断地膨胀，利用金融力的膨胀来维持其全球统治地位，军事手段只是维持美元霸权的手段而已，在金融力的膨胀中，维持获利仍是最主要的关键，因此在打伊拉克战争的同时，原材料的战争也就同时进行，不少原材料的价格在短短三年内暴涨5-10倍（铜和锌），少说也有2-3倍（石油、黄金）。这一场原材料的战争，就是以中印两国的需求大增为引爆点，配合全球资金的大泛滥，才能把价格拉得这么高。未来如果美国从伊拉克战争撤军成功，那么原材料的大牛市就会逐步走软，至少也有一个中期回调。在伊拉克战争中花大钱，在原材料战争中赚大钱，两相平衡，美元霸权才能维持下去。因此，原材料的大涨可以说是第一阶段的金融大战，第二阶段的金融大战可能是美元的崩盘，因为美国刚刚打赢原材料的战争，美元的地位会巩固一阵子，不会立即引爆第二阶段的金融大战，依照景气循环的十年节拍来看，2020年前后引爆第二阶段的金融大战比较可能，但快一点亦有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十年内，美国会不断催促世界各国打开金融资本的大门，以方便于其进一步掠夺与充实己力，为下一次的金融大战培养实力。下一阶段的金融大战将更为惊心动魄，那就是美元保卫战。因为美国的政治魅力逐步消失，美元的魅力也跟着逐步消失，继中国、俄罗斯、科威特相继抛弃盯住美元，改用一揽子货币的外汇政策以后，美元的地位正在逐步下滑，前中日两国的庞大外汇美元皆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一旦持有者逐步抛售美国国债，美元的地位就会面临严峻的挑战，此时美国政府会作出何种反应？一是听任美元快速成贬值，引发一次全球性的股市和原材料大崩盘，从大崩盘中获取投机暴利。表面上美元崩盘是损失，但在股市和原材料的大崩盘中赚大钱，这是另一种苦肉计。另外一个反应模式，就是发动战争来挽救美元的崩溃。利用战争来挽救经济是帝国主义的本质之一，只是到时候会用哪一场战争来挽救美元，就值得各国深加警惕。
　　依照持有外汇美元最多的地区来看，在怀璧其罪的原则下，东亚地区是美国最可能引发战争的地方。因为西亚刚打完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再打下去已捞不到利益，反而战争成本会愈来愈高。依照战争成本来看，在西亚地区再发动新战争已不划算。但东亚地区就不一样，东亚地区是富庶地区，各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存底。如果在东亚地区制造紧张，可以先卖军火，等军火卖到相当程度，局部冲突可能升级为区域战争时，美国只要轻轻一点火，局部战争就会引爆，东亚一旦陷入战火，美国可以暗中进行干预，把战火进一步扩大。等到交战双方元气大伤之后，美国再出面安排和解。经过这一番大折腾，东亚国家想跟美国抗衡的机会就会消失了，美元的地位就会再度提升。当然以上推演，跟现实有点背离，笔者也不希望这惨剧的出现，但是一旦美国陷入困境之后，依照帝国主义的本质，也是有可能发出些狠招，宜事先预防或化解。
　　如果制造战争妨碍了经贸的发展，那么另外一招就是人为地制造金融危机。回顾历史，1990年的日本金融风暴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有 人为设计的痕迹。只是其人为设计到实际发生效果往往需要3-5年的时间，所以因果关系看起来不直接，就是因为不直接才显出其高明之处。此种金融大战的间接路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会不断出现。只要哪个国家变成美国的潜在威胁者，或者对外失去防范心，都有可能变成被设计的对象。英国的衰退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出现，美国的衰退将随着金融大战而出现，只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明显的军事大战，而金融大战是不明显但时间较长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美国是金融大战的主导者，应该是获利的一方，为何反而造成美国的衰退？原因是美国的金融大战是防止美元崩溃。虽然美国会动用货币、金融、财经等各种手段来防止美元的崩溃，但在碰撞的火花中，意外点燃金融大爆炸，让西方在大爆炸中结束其历史使命，可能是西方的宿命。只有西方国家，尤其是G8，在大爆炸中自我引爆，金砖四国才能登上历史的新舞台。工业革命的这一出大戏结束后，资源革命的新纪元才会正式展开。
　　中国未来的三大挑战
　　中国在完成社会主义基础建设以及科教兴国的历史性任务之后，将面临三大挑战：资源革命、金融竞赛、文化创新。
　　因为中国人口多，对资源的消费必然十分庞大，但目前全球的重要资源皆掌握在欧、美、日等强权手中，中国又不能走帝同主义的路线来抢夺资源。如此一来，必须引发全球更大的动乱与战争，因此中国的资源战略只能采取不争的蓝海战略，先从欧美日力所不用的地区，例如苏丹等进行能源的共同开发，如此可以避开在资源丰富的地区作激烈的竞赛，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中国对外的矿产采购尽量签订50年的长期合约，避开欧美日集团肆意拉高价格套牢中国的阴谋。中国的资源布局一开始就有了好的起步，一方面采取不争的蓝海战略，一方面签订长期合约或合作计划，这个布局基本上跟“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是相吻合的。不过，资源革命的重头戏应在能源和新材料的开发上。欧美日的利益集团因为已掌握了全球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只想拉高价格牟取暴利，例如埃克森美孚每日赚一亿美元即是最佳的例子，所以对于开发新能源不会太积极。中国则不然。中国是个资源稀缺的人口大国，随着经济的提升，对于资源的需求只会愈来愈大。而主要的原材料皆掌握在欧美日手中，定价权完全在欧美日手中，中国变成非常被动的局面。要扭转这个局面，除了努力勘探能源与矿产之外。首要之图是全力加速对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开发，不断地对材料科学、新能源进行科技研发的突破，甚至于从别个星球引进新能源与新材料业都要积极进行。也许地球的原材料在未来五十年内将面临真正紧缺的局面，只有到别个星球才能找出根本解决之道。因此，中国的星际计划应该以解除全人类的资源危机，作为最主要的着眼点。
　　除了资源革命这一个迫在眉睫的历史性挑战，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全球一体化之后所引发的金融竞赛。这一个金融竞赛将在未来的20年内热烈演出，也许它是一场兵不血刃的金融大战。G8和金砖四国的权力交接过程中所引发的，不是军事战争，而是金融战争。这场金融战争的挑战方是维护既得利益的八国集团，而被迫应战的是金砖四国，这两者中只有俄罗斯具有重叠性，但俄罗斯尚未形成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在金融大战中不是掠夺的一方而是被掠夺的对象，所以严格来讲是G7与金砖四国的对抗赛。只不过G7目前已改为G8，所以只好用G8来做代表。
　　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巨大财富显然被G8列为第一目标，第二目标是印度，第三目标是俄罗斯，第四目标是巴西。因此，金融大战的序幕应该发生在中国，1998年的香港汇率大战可视为一次遭遇战，而不是正式大战的开端。正式大战是中国股改以后，开始引进QFII。美国财政部一方面督促中国汇率升值，一方面要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就是想早一点引发这一场金融大战，并且愈早进场愈容易吃到廉价的筹码，不管是上市公司的股权，或者企业的并购，外资对于中国已是垂涎三尺。欧美日集团一方面在QFII的直接投资做有限度的介入，一方面希望能在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大开大阖中谋取更大的暴利。其实回顾 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可以看出外资的掠夺手法其实相当高明的，警觉心不够的政府很容易变成国际大资本的俎上肉。目前全球流动的热钱，专门在打家劫舍的，据专家估计，至少有5-7万亿美元。这股庞大的力量一旦合谋之后，很多政府都不是其对手。观察2006年5月15日之前铜价的轧空游戏，就可以看出这些国际的热钱是会合谋起来共同对付一个“冤大头”。铜价的轧空游戏，从每吨3000美元轧空到每吨8800美元，中国就是标准的“冤大头”，最后不得不认赔出场。因此，金融大战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以及印度等金矿四国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并且要做好迎战的准备。
　　面对这么庞大的挑战，我们是不能挂出免战牌的。因为全球产业一体化和全球金融一体化是一体的两面，中国既然接受了全球产业一体化的布局，变成世界工厂，就要同时直接面对全球金融的一体化的挑战。可是西方的金融历练有四百年的历史，从荷兰的鹿特丹开始，一直到华尔街的全盛时期，其所培养出来的金融高手可说数不胜数，例如巴菲特、索罗斯、罗杰斯、江恩等都有非常杰出的战绩。而中国的股市在1990年底才开放，为时不过17年，以17年挑战400 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2006年年中，中国在期货铜上打了一次大败仗，显示我们的投资水平落后西方太多。但是西方对于进入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又有迫不及待的感觉，所以政府如何捏拿资本开放的尺度至关重要，但再拖也拖不了多久，美国的耐心似乎愈来愈有限，再不开放资本市场，其他的报复性措施又会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出笼。例如美国国会提出的惩罚性关税27.5%，以及要求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10%，都说明了美国已逐渐失去耐心，美国国会和财政部分别扮演黑 脸，说明局势不会短期恶化，但要求开放的呼声只会愈来愈高，金融大战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在迎战之前，中国首先要做大股市、期市、债市、汇市的规模，如此外资一进来可减少其冲击力，其中股市的规模扩增得最快，从2005年6月股改以来的两年内，股市总市值已从3万亿人民币提升为18万亿人民币。其实中国股市 的暴涨，就战略而言，也是有其必然性，至少在开放之前先拉高基期，让外资进来吃不到便宜货，同时也可以避免贱卖国家资产。
　　一个国家的金融力，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规模实力，一个是操作能力。中国股市规模扩大六倍之后，最重要的是如何提升操作能力，如何正式迎接外资的挑战。欧美日投资机构挟着资金实力大、操作能力高的双重优势，叩关任何开发中国家，都可长驱直入，一路过关斩将。中国只有以国家资本的实力才能与之抗衡，但是纵使实力相当，能力也落后一截，如何在短期内弥补这差距，应是政府深入思考的课题，因为外资把中国作为金融掠夺的对象，就不可能把家底的本事全盘教你，多少总会留几手，这几手都是致命的杀手锏，也都是胜负的关键。因此，中国除了认真学习外资的金融资本的理论，揣摩其操作心得之外，更应自行发展出一套金融绝学，才能与有四百年功力的外资决一高下。这套金融绝学绝对不在外资的投资理论中，而在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和气数论就是中国金融绝学，这一套功夫西方想学都学不来。《道德经》说：绝学无忧。只要中国把本体论和气数论应用在金融资本市场，就能以自己的看家本事迎接外资的金融掠夺。因为中国的本体论和气数论已发展了两千多年，比西方400年的金融历练更加深厚，至少打成平手不成问题。如果一味学习西方理论，一味对外资的大机构马首是 瞻，那么金融大战中国肯定要输得很惨，国储铜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中国要把深厚的文化底蕴应用在21世纪的挑战，就只能靠文化创新。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天可汗的称号就是因为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做基础。佛教在东汉开始传入中国，而在南北朝时佛学大量涌入中土，这其中有一个关键，那就是凉州文化的出现。南北朝时凉州是河西走廊的经济文化中心，佛学输入中国，先去凉州做基本的消化与融合，完成佛学的中国化，经过中国化以后，佛学更容易深入人心，变成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修道人口一下子大增，过去的士人不少人转换成得道高僧，这是一次文化深度的大跃进。在士人阶段，要成为圣贤相当困难，佛学输入以后，要变成得道高僧相对可能，因为佛学的修行过程相当严密，如实修行，变成得道高僧是有可能的，所以中国历代出了不少高僧大德，他们内心世界的丰富绝非一般俗人所能及。但是这些得道高僧无法阻止强权和异族的入侵，因为得道者不屑于去把道落实于“术”和“器”的层次。所以得道高僧虽多，国运却一直不振，一有外族入侵就被征服。因此，中国传承两千多年的道统及其深厚底蕴，一直停留在唯心主义的精神层面，无法落实到物质层面和国力上。直到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才扭转了过去两千多年的唯心论，将人民的心智落实到国力建设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生产力有了实质的飞跃，加上改革开放接受全球化的产业分工以后，中国的国力与财富直追全球第四位，很快就会变成第二位，甚至于超越美国，变成全球性的国家都已有雏形。但是中国的财富快速积累之后，却又变成欧美日金融掠夺的对象。金融大战似乎已逐步拉开序幕。生产力之外还需辅之以金融力，中国才可能变成世界性强权，而不会停留于区域性强权，因为全球性强权和区域强权最大的差异不在于其生产力，而在于其金融力，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 的美国都是最好的例子。但是金融力和生产力最大的差别在于两者的虚拟性和实体性，金融力以虚拟为主，生产力以实体为主，一虚一实相互辉映。一般人说金融资本市场为虚拟经济，而生产事业为实体经济，显示了两者的差异性。如今虚拟经济的崛起，又再度呼唤以唯物为基础的心物合一的文化创新，以道的虚拟能力和唯物的实体能力两者互相配合，中国才能同时提升金融力和生产力。
　　通过道的虚拟能力，中国才能以虚受物，才能“治大国其居下流”，才能创造“和谐世界”。在道的本体观中，才能视万物为一体，才能民胞物与，把非洲的贫穷人口视为自己的同胞与家人，尽力去扶持他，而不像殖民者去掠夺它。通过道的气数观，才能洞悉中国人口的“规模效应”所产生的数学演变过程。目前全世界的主流经济学有一个很大的盲点，那就是对于“规模效应”缺乏深刻的认知。因为规模效应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中印两国的庞大人口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尚未进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所以欧美的经济学家对于中国经济的预测屡屡失误，而规模效应在中国的气数论中却已经做了十分完整的研究，可惜这些研究一直停留于命运之说，未获得充分的重视。如果要充分解读中印两国的规模效应与经济演变，除气数论，没有更佳的途径。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妨在这方面多做深入研究，才能超越西方的经济学范畴，这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主要方向之一。
　　目前，全人类的最大危机来自领导全球的西方文化已陷入了“文化困境”，解决不了许多棘手的问题：诸如恐怖主义、资源危机等最重要的危机，如果 这些危机持续恶化下去，人类的整体生存就会面临更大的威胁，而这些危机也都是西方文化所造成的。西方文化所积累的问题，因为自身文化的潜力已走到尽头，自然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只有待东方文化经过文化创新之后才能解决它，才能对于全球的几大问题与危机，做一个根本性的解决之道。因此，中国在文化创新方面，必须以道的虚拟能力、包容能力来统筹全球的实体性问题。通过金融力和生产力的双重结合，化解全人类的共同危机。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文化创新才能打赢金融大战，在打赢金融大战后才有实力解决全人类资源长期短缺的问题，因此中国未来的挑战就是资源革命、金融竞赛、文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