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年上半年，重庆经济逆势上扬，GDP预计增长12%以上，全年有望达到14%。就此，美国《新闻周刊》刊文称：“重庆已成为中国经济复苏的一个新引擎，形成了一道越来越引起世界关注的独特风景。”
　　一时之间，“重庆经验”、“重庆模式”等词语频繁见诸报章，重庆经济发展机理也日益为人关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从纷繁的经济数据中发现了一条“红线”——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6年翻了两番。以此为基点，这位学者梳理出“重庆经验”的理论内核。
　　46岁的崔之元，头发花白，他说“这都是胡思乱想的结果”。
　　这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思维活跃，国内外经济学理论信手拈来。他的演讲也充满激情，一位听众曾这样描绘：他站在台上，兴奋时一手插在裤兜里，一手捂在胸前，也许是思维太快，快到有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表达，给人留下有些结巴的印象。
　　与崔之元交谈，也容易遇到一些“困扰”，因为他常常会“蹦出”一些英文。如果清楚他的学术背景，交谈者就不会感到奇怪。1995年，崔之元获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也曾在德国柏林高等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领域，着有《看不见的手的范式的悖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等专着。
　　近来他受到各界关注，则源于提出并解释了“重庆经验”概念。
　　去年11月中旬，来渝参加中国经济学第八届年会的崔之元，开始与重庆市相关领导接触。他惊讶于重庆经济快速增长，进而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随后多次到重庆调研。最近，他专门着文解读重庆的经济发展，概括为“重庆经验：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国有新论”：政府通 过国有形式，实现国有资产盈利，以国有资产的盈利丰盈政府收入，由此拥有更大的空间和能力降低对非公企业的税收，促进非公经济发展。
　　在崔之元眼中，“重庆经验”有着怎样的内涵，是否具有普适意义，对重庆未来发展又将发挥何种作用？日前，本报记者专访崔之元，以期回答这些疑问。
　　从国资入手解析重庆经济
　　“国资增值”并不一定会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国有资产增值带来更多的经营性收益上缴，使政府有能力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其结果是“藏富于民”。
　　重庆日报：随着重庆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去年以来的逆势上扬，经济学者日益关注重庆。而您选择从国资角度入手解读重庆发展，为什么会做这种选择？
　　崔之元：重庆直辖后，国有经济发展势头强劲。2002年，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量为1700亿元，到2008年6月底已经达到7000亿元，6年时间翻了两番，任何严肃的经济学者都会加以关注。更有意思的是，在“国资增值”的同时，重庆民营经济也在快速发展。到2006年，重庆民营经济增加值已占全市GDP的五成，可谓占据了“半壁河山”。
　　在一些经济学者看来，国有经济发展带有一定的“垄断”性质，“国资增值”，国企扩张，将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造成所谓的“国进民退”。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在重庆并未发生，而是我所概括的那样“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这种现象很独特，我将其总结为“重庆经验”。
　　重庆日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崔之元：这种现象并不奇怪。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
　　具体来说，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就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的工作与创新的积极性，国债过高又容易提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增加，则能有效避免上述情况的发展。
　　当然，米德的理论，是就一个国家来说的，但对于地方政府同样适用。
　　“重庆经验”中“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机理，恰好是通过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和带动，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从而产生更多的经营性收益上缴，使政府有能力减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重庆日报：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崔之元：重庆国有资产实力增强，政府财政支付能力随之提高，就可以推行减税措施。比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契税为3%至5%时，重庆一直保持在1.5%；再比如，重庆一直执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即15%的企业所得税率，这些都或多或少与国资实力增强有关，有利于“藏富于民”。
　　“重庆经验”包括“三大法宝”
　　“五大注资”、“三不”政策、“三大平衡”是“重庆经验”的“三大法宝”。
　　重庆日报：从您刚才的谈话中，能否得出这样的推论：“重庆经验”的一个重要基点是做强国有经济？那么，重庆又是如何做强国有经济的呢？
　　崔之元：确实，实现“国资增值”对“藏富于民”具有重要意义。而如何实现“国资增值”是“重庆经验”的核心。
　　在这方面，重庆有3种具体做法：一是对市属国有投资集团进行“五大注资”，即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从而增加国有企业的净资本金，加大它们的融资能力；二是实行市财政局对国有投资集团的融资活动不担保，各大投资集团之间也互不担保，集团内规费资金专款专用、不交叉混用的“三不”政策；三是投资集团资产负债、现金流、投入与资金来源实现“三大平衡”。
　　我认为，上述三种做法可以称作“重庆经验”的“三大法宝”。其中，“五大注资”体现了国有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力和带动力，“三不”政策和“三大平衡”有效地控制了国有资本的经营风险。
　　重庆日报：从“五大注资”来看，“重庆经验”类似有些地方的“土地财政”，两者之间存在什么区别？
　　崔之元：近年来，“土地财政”受到一些质疑，但也应该全面考虑。香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原因是税率很低。但人们容易忽视一个现实——香港之所以能够承受低税率，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
　　目前，世界上社会分红发展得最好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石油归全民所有，石油开采权拍卖收益向居民分红。因为有公有资产收益，阿拉斯加州还取消了州个人所得税。
　　由此可见，用好土地等公共资源，惠及广大市民无可厚非。同时，国债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还注资，是重庆独特的增加国有净资本 从而带动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真正用活了国有资产。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大注资”的理论含义很深刻，它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经济，不是国家行政权力任意干预的经济，而是国有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运营增值的经济。
　　重庆日报：您刚才提到，“五大注资”可以带动社会资本，这里面有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其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何种作用？
　　崔之元：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在国有经济实力不强、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修桥铺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多采用BOT模式，即请社会资本修建，允许其运营收费，收费到一定期限后转让给政府。其间，社会资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但市民就要承受过多的路桥费。
　　重庆利用土地储备收益给市属国有投资集团之一注资，既可以用活公有资产，又带动民间资本，还能减少群众压力。因为这样，重庆可以先邀请民营资 本或外资搞BT（建设后再转让），然后国投公司很快回购它。因为路桥等一旦建成，周边土地收益就会上涨，国投公司就有了来自公有土地增值的资金注入。跨度号称世界第一的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就采用了BT模式。
　　可以说，“五大注资”增强了国有经济实力，实现了“国资增值”，同时也有效地强化了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近年来，重庆基础设施加速改善，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重庆经验”将在实践中完善
　　重庆用直辖后的10多年时间，初步摸索出一套经验，而新一轮的城乡发展将为“重庆经验”注入新的内容。
　　重庆日报：可以说，您所说的“重庆经验”，助推了重庆过去10多年的发展。那么，在重庆新一轮发展中，“重庆经验”又将发生什么作用？
　　崔之元：“重庆经验”将在“五个重庆”建设中大显身手。“五个重庆”突出体现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将进一步提升重庆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但不可否认，建设“五个重庆”需要大量投资，其间就需要“重庆经验”发挥作用。
　　例如，重庆把解决市民住房问题和“宜居重庆”建设结合起来，将建大量保障性住房和中低档商品房。另外，重庆建设长江上游金融中心，也需要在中央商务区建设上千万平方米的高档写字楼。其间，有雄厚融资能力、政府主导的开发公司，可“坐庄”率先自建写字楼或保障性住房，投下第一块“石头”，地产商看房子起来了，地块收益提高了，就会跟进，整个地产投资随之增加热度。
　　重庆日报：除了在新一轮发展中活用已有的经验，“重庆经验”的内容是否会随着重庆发展而日益丰富？
　　崔之元：“重庆经验”是在经济发展实践中探索总结出来的，也必将在下一轮实践中加以丰富。当前，重庆正在开展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通过“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推动城乡统筹发展，将极大地丰富“重庆经验”的内容。
　　目前，重庆已经设立农村土地交易所，积极探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图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这种探索，是在用活城市土地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用活农村土地资源。
　　具体来说，地票交易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能够远距离、大范围地转换，从而大幅提升偏远地区的土地价值。如果重庆一年有一万亩农村闲置建设用地复垦后取得地票进行交易，以目前每亩交易价格10万元左右计算，每年将有10亿元从城市流向农村。这就是一个国资如何进一步增值，同时实现“ 藏富于民”的问题。
　　重庆日报：如此看来，“重庆经验”将在发展中逐步丰富内容。但是，任何一种经验都必须具有相对广泛的适用性，“重庆经验”能否被其他地区借鉴，而不是成为简单的个案？
　　崔之元：就目前情况看，“重庆经验”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和地区关注。当然，考察其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适意义，还是需要从“重庆经验”的机理来考量。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美国的救市举措中得到启发。
　　当前，西方金融危机中有两种救市方案之争。去年10月，美国前财长鲍尔森提出救市方案：用7000亿美元买银行坏账。但绝大多数民众觉得不公平，认为是用老百姓的钱救华尔街的富人。对此，国际投资大师索罗斯撰文称，用7000亿美元买银行坏账是没有效率的。必须用公共资金入股，即必须进行部分国有化，才是一个既公平又有效率的救市方案。
　　索罗斯认为，从公平角度来看，如果以后国有股有了收益，可以还给公众，救市就不是完全补贴富人；从效率角度来讲，7000亿美元如果作为国有股注入银行的话，可以带动8.4万亿安全资产。这一主张，与重庆增加国有净资本、带动社会资本的精神完全一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重庆经验”的生命力。
　　重庆经济 逆境中展现活力
　　在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政策的刺激下，重庆经济加快复苏，以工业经济为主的实体经济回升明显。初步统计，今年上半年重庆GDP增速在12%以上，随着整体经济形势日渐好转，重庆汽摩、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迅速回升，重庆今年有望实现GDP增长14%的目标。
　　去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工业企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影响较大，重庆由于经济外向度较低，受冲击的程度相对较小。今年以来，随着国内整体经济形势逐步好转，重庆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在逆境中乘势崛起。3月份以来，工业增加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1至6月份全市工业同比增长12.5%，不少工业企 业乘势发展。长安汽车在全球汽车销量严重下滑的背景下，重点开发自主品牌的微型汽车，销量同比增长30％以上；重钢厂在去年全国钢铁行业利润严重下滑不利 的环境下，仍保持了10亿元的利润，今年以来企业效益渐趋良好。此外，重庆的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正逐渐恢复增长。
　　重庆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首先得益于中央扩内需、保增长等一系列政策刺激，也和重庆近年不断改善投融资环境、扩大经济开放度密切相关。今年前 5个月，重庆的银行融资额同比增长43%，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银行、金融租赁、信托、担保等金融平台十分活跃，不仅保证了大中型工业企业快速发展，也 为中小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下一步，重庆将以工业经济为龙头，重点抓好全年工业投资1700亿元目标实现，进一步加大汽摩、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支柱 产业集群发展，力争全年GDP总量达到650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