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地离中南海不足百米，诞生已有近半年

不靠财政拨款，日常经费靠会员会费，还将成立约5亿元的企业赞助基金

今年研究课题包括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定位和协调

中南海围墙边一条充满北京市井气息的街道上，坐落着一座并不张扬的机关大院。在这座大院里，一栋小楼颜色低调且正在改造中，诞生不到半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国经中心)就安家在这里，且运行至目前已渐入佳境。

与其他智库不同，国经中心由温家宝总理批示成立，领导层则是一个超豪华阵容：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任理事长，执行副理事长包括王春正(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厉以宁、张晓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元(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魏礼群(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蒋洁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等8人；副理事长则有李荣融、张国宝、戴相龙……

围绕着国经中心如何诞生等问题，近日，国经中心常务理事、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以及国经中心资深研究员、前汇丰投资银行中国首席代表牛铁航，接受了晨报记者的专访。

金融危机前就开始前期筹备

此前舆论普遍认为，国经中心是为了研究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而设立的。对此，牛铁航修正了这一说法，“国经中心的成立，和金融危机有关系，也可以说没有关系。”

牛铁航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金融危机是各国智库都要研究应对的问题，“大家都意识到有必要加强彼此交流。但认为国经中心是因为金融危机才筹备设立的，这样的猜测未免有些片面。”牛铁航说，事实上，国经中心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前期的筹备，“国经中心的成立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和结晶。”

根据媒体报道，国经中心是温家宝总理亲自批示成立的，整合了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国际合作中心和对外开放咨询中心两大智库。

外表温和，说话慢条斯理但极富逻辑性的刘克崮，曾在财政部等多家单位担任要职，并见证了国产智库走向成熟的艰辛历程。刘克崮指出，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政府决策咨询机构虽然不断壮大，但总体上还是不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

“各部委下设的研究机构受本部门利益影响以及顾虑上下级关系，对实际情况的研究和反映往往会打折扣；大学等学术性研究单位理论性较强，但往往离实际较远，有的研究报告甚至照搬书本知识和国外做法，难以提出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政策建议；企业的研究则过于微观。”刘克崮说。

在国经中心，晨报记者翻阅了最新一期《决策&信息》。这份号称“中国决策信息第一刊”的杂志刊文指出：在“七五”到“九五”期间，因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人民币。“有学者指出，我国决策失误率达到30%，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字是5%。”

有大批部长级官员，阵容豪华

据不完全统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的“智库型”研究机构约有2500家，数量与智库发展最发达 的美国相当。但与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等国际顶尖智库相比，中国智库在满足决策信息需求上的不足、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官方智库受到体制内的各种因素影响，民间智库又离决策层比较远，对高层的意图和需求也不清楚。”刘克崮说。

近年来，在走访了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等7家国际高级智库后，刘克崮有了自己的总结：中国最欠缺的是半官半民型的智库。

办公地点离中南海不足百米，理事长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担任，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团队包括政、商、学界大批部长级官员以及央企和金融机构负责人、国际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国经中心这个新智囊机构被外界誉为“豪华阵容”。

在刘克崮看来，在政府和学界共同努力下成立的国经中心享有“天时地利人和”，“它是为国家重要层次提供智力服务的机构，是贴近决策的，不同于一般大学的科研院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顾名思义，与过去传统智库相比，它是侧重中国经济本身，为国家经济决策服务。国经中心是在中国国际化和开放化速度加大，顺应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这一趋势下成立的。”牛铁航说，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全球化促使国家的决策要有全球视角，需要智库参与决策，促使决策科学化。

基于此，牛铁航认为，国经中心有“跨部门、跨国界、跨时空”的特点，不研究微观问题，具有超过一般局部利益的战略性和前瞻性。

是社团组织，国家发改委主管，不靠财政拨款

根据媒体报道，今年3月，国经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国经中心第一届理事会上表示：“(我们)将着眼于国际经济方面的重大热点焦点问题，开展战略性、宏观性、前瞻性研究，不断形成一批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研究成果。”

而国经中心官网则介绍说，国经中心研究的经济问题包括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国家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等重大问题和相关政策，并为政府和社会等提供服务。

对国经中心的性质，国经中心官网这样描述：国经中心是经政府批准成立的国际性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机构，是集中经济研究领域高端人才并广泛联系各方面经济研究力量的综合性社团组织。中心由国家发改委主管，经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国经中心负责人多次强调，国经中心是民间性质的社团组织，不靠财政拨款，日常经费由会员会费提供。同时，国经中心还将成立一个规模为5亿元左右的企业赞助基金，通过基金运作的收益支持课题研究。

以前智库有“中国特色”，现在研究成果更受决策层重视

对智库的发展历史，牛铁航回忆说，改革开放伊始，国家为了发展经济，提倡借鉴国外、学习国外，“包括出口退税的鼓励出口政策，都是跟国外学的。当时德国出口退税率为14%，欧洲有的国家达到17%，我们也一度以此作为目标来制订我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后来发现类似的国外经验不够用，就开始自我创造。那时出主意想点子，多以个人为单位，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在中国还刚刚萌芽。”

牛铁航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莫干山会议上对如何改革和开放提出的建议，就带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特点。“例如物价改革，最先有人提出以西方‘看不见的手’来调控，提出先放后调。后来又有人提议，物价改革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先调整明显不合理的价格，等调整到一定的程度，再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 手’发挥杠杆作用。”牛铁航说，“最后谈论的结果形成了物价改革方案：调放结合，小步走，快跑。这就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智库’，但当时的形式还处在一事一议的初级阶段，并没有形成贯穿决策始终的长期和固定的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刘克崮在财政部曾担任过税政司司长。刘克崮说，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决策层很注 意听取专家的声音。“1993年财政部酝酿次年元旦出台财税改革，中央领导同志集体听了2次研讨会，另外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面谈了好几个小时。”刘克崮说，这种喜欢听学者观点的好风气一直延续着。

刘克崮表示，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研究咨询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成果也更受决策层重视，“计划经济体系下研究是较弱的，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系发展，国内外交往增加，研究的水平也在提高。特别是近十来年，全球化发展趋势明显，不同行业、区域、部门、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跨行业、跨部 门、跨国家、跨当前和未来的综合性战略研究也显得越来越重要。”

首个峰会聚焦金融危机，大批高官出席

在今年3月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暨第一届理事会后，今年7月2日至4日，国经中心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办了“全球智库峰会”。峰会的主题为“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展望”。

根据报道，出席此次峰会开幕式的包括董建华、蒋正华、唐家璇、徐匡迪、周小川、樊纲以及欧盟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中外来宾800多人。

在接受采访时，牛铁航说，在峰会上，自己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加滕先生曾谈及该使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制。

对金融危机，牛铁航评价说：“可以说，这几届中央政府都非常有战略眼光，特别是早些年就开始对银行体系整治、升级，虽然这一措施一度还遭到过很多人的误解，但这次金融危机显示出我国政府的远见卓识。”

刘克崮则表示，经过几届中央政府的努力，在这次危机之前，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率从百分之三四十甚至有地方分行高达百分之五六十，降到只有百分之几。 “银监会等监管机构的独立，是中国金融体系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刘克崮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的资产管理公司就是向中国政府学 习，“不过他们现在处理的是‘有毒资产’”。

量入为出的“中国理财经”受重视，开始学会自己走路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学家普遍追随西方金融体系。但这次金融危机“量入为出”的中国理财消费观点显现出来的优势，对国家经济平稳过渡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财经”也引起智库越来越多的研究。“同样的宏观经济，反映在我们国家是消费不足，反映在美国是消费过度，经济结 构差异很大，采取的对策也各不相同。”刘克崮认为，这是由中国和美国具有不同的历史和经济文化背景导致的。

刘克崮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流行着将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分为“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说法。海洋文化有重贸易、较开放、鼓励冒险精神等特点，如西班牙、葡萄牙等早期的殖民航海强国。在大陆文化中，又根据地缘特点有不同的文化分类。如日本被认为是在黄土文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岛文化，因此这个民族 比较重视经济贸易，危机感也很强。“而中国地大物博，从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来看，是典型的大陆农业国，长期过着自然经济为主的田园生活。”

出生在“孔孟之乡”的刘克崮认为，美国人的金融产品冒险、创新、思想开放，但容易失控，例如美国倡导分期付款、信用卡透支消费等提前消费模式；中国人比较稳健，重生产(轻商业、科技)、重储蓄，倡导量入为出，提倡逐步致富。“这些理财和发展观念，虽然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一些阶段不是最快，但利于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现在意识到我们的老师也有问题，不行了。金融危机还让我们发现自己还行，并不是不行。”刘克崮说。

在接受采访时，刘克崮还强调说，国经中心的成立顺应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从某种层面体现了我国的经济决策在理论和实践上“从非常被动地跟着美国人走，到现在学会自己走路”的重要变化。

国经中心领导成员

顾问：董建华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理事长：曾培炎 (国务院原副总理)；

执行副理事长8人(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

王春正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

厉以宁 (北京大学教授)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张晓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陈 元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蒋洁敏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

魏礼群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

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副理事长10人(按姓氏笔划为序排列)：

冯国经 (国际商会主席)

卢瑞华 (广东省原省长)

刘华秋 (中央外事办公室原主任)

张玉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张国宝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能源局局长)

李荣融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徐荣凯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楼继伟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滕文生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主任)

戴相龙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秘书长：

魏建国 (商务部原副部长)

国经中心今年部分研究课题

●全球金融危机态势及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美国经济和美元币值变化预测及对策

●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研究

●破解贸易保护主义和多哈回合谈判问题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及绿色复苏

●各国政府决策机制及智库在政府经济决策中的作用

●中美战略与经济合作问题研究

●宏观经济预测及评价问题研究

●我国外汇储备利用及其安全问题研究

●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问题研究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研究

●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功能定位与协调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