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崛起，注定带来国际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类似奥运火炬传递问题和藏独问题的磨难将长期化。那些已经享有荣誉和实利的国家，对中国戳戳点点甚至恶言相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我们的激愤无法收放自如，西方只需要不断来激怒中国，就能低成本地干扰、破坏，甚至夭折中国的崛起。中国需要拿出勇气和智慧，在各种怀疑、批评，甚至敌意的反应中坚定向前——去“达赖化”，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增强外交创造性——在磨难中最终崛起。
从“3•14”严重的西藏暴力事件，到以CNN等为代表的歪曲事实真相的西方媒体报道，再到3月27日之后伦敦、巴黎、旧金山的一系列干扰奥运火炬传递的活动，中国崛起给国人刚刚带来欣慰和喜悦还没有几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豪情就受到了空前的挫折。其实，这是中华民族在和平发展期间注定要遭遇的又一场磨难。
一、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崛起
关于中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结论，并不是由中国经验产生的，而恰恰是由西方经验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人自己的语境中，中国崛起意味着民族复兴、大国地位、洗刷国耻，“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然而，国际关系永远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系统。在世界政治中，权力的本质永远是自私的。中国崛起注定带来国际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游戏规则的改变，以及世界财富分配结构的重新确立。更重要的是，利益角逐与心理感觉等诸多因素，都将发生有形或者无形的变化。
世界银行报告的惊人数据、欧佛霍尔特对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大胆预言和克里斯托夫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其最大的震慑力，就是描绘了一个将在经济实力、甚至整个国家能力上与西方平起平坐的中国。陶醉在“历史终结”喜悦中的西方世界，突然不得不面对这个挑战。
那么，凭什么我们自认为中国崛起将造福世界，别人就一定要对我们温文而雅？事实上，当中国的荣誉、实利等一系列要素随着中国崛起而逐步改变时，那些已经享有荣誉、实利的国家，对中国戳戳点点，甚至恶言相向，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向国际体系注入越来越多“中国因素”的过程。国际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主导世界政治话语权的国家、跟在大国背后同样“感觉不错”的民族，面对侵蚀他们地位的“中国因素”，凭什么就要温良有嘉？
二、“修理”中国的内在冲动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处于“炮舰外交”的时代，而是早已处于“扁平”的、经济高度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了。
在美国单边霸权主导下，大国关系的整体结构是稳定的。对于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五角大楼、华盛顿的国会山和白宫而言，中国真正实质性挑战美国的时代，还是遥远的未来。今天中国的崛起，充其量只给世界带来“权力变迁（power shift）”，而不会导致主从角色易位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
但在经历了二战，尤其是经历了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对立的大灾变之后，今天的西方，已经对自己掌控了60余年的自由、民主价值，有了一份独特的执着。保持民主价值，并在全球推广，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在西方世界，这意味着从政策理念、政治资源到民众信仰的全方位的内在冲动。所以，即便中国崛起并不真实地构成军事层面上的“中国威胁”，但从价值理解的角度“修理”中国，或者说要顽固地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心态，却是普遍而深刻的。
这种要“修理”中国，“引导”中国变革的观念，不仅涉及当权者对中国崛起的政策反应，也涉及西方政府在价值上对中国的排斥。借着藏独闹事来“修理”中国，借着北京奥运拿圣火传递来出气，就是这些天一场又一场闹剧背后的真实动机。
三、“民主极端主义（Democracy fundamentalism）”
在西方的语境中，中国崛起有着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已经接受了中国崛起的事实，认为中国崛起确实能给整个世界带来机会。对于中国扩大的国际影响，他们本质上并不横加排斥。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崛起又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修理”中国，未来崛起的中国就是“麻烦”甚至“灾难”。
问题是，中国需要被“修理”吗？
中国崛起经过了中国巨大的转型过程，即包括执政体制、经济运行体制、社会结构、行为方式及国民素质等在内的，从“乡土”中国到“世界”中国的转变过程。任何外来的客观与冷峻的批评，事实上都有利于中国的成长。
然而，在藏独问题上不顾是非，在圣火传递的过程中将奥运政治化而对中国施压，有意挑衅中国政府而自认为不挑衅中国人民，将蓬勃兴起的海外华人“牵手护圣火”行动归罪为中国政府的“操纵”，这些动作，确乎称得上是向中国人民挥起的“民主极端主义”的大棒。
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都是人类向往自由与尊严的敌人。在某种程度上说，围绕着藏独和奥运问题的中、西较量，并非是文明的对抗，而恰恰是西方在整体上遗忘了文明的“宽容”本质，这才是东、西方真正的共同敌人。
面对西方压力，中国其实并不孤立。笔者最近在前往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参加学术活动时注意到，许多美国学者都认为，西藏问题绝对不是某些欧美政客嘴上“非黑即白”的问题，借奥运向中国发难的做法更是罔顾亿万中国人的尊严。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类似奥运火炬传递问题和藏独问题的磨难将是长期化的。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1993年发表的《中国崛起》一文中提到，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很强，但一直深受西方伤害，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有被排挤、欺负和受伤害的“巨人的痛苦”。或许我们现在就正在感受着这种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的激愤无法收放自如，那么，西方世界只需要不断来激怒中国，就能低成本地干扰、破坏，甚至夭折中国的崛起。
四、用中国方式反击西方的心理和政策痼疾
从2008年4月7日奥运火炬在伦敦传递之后，这波西方世界的反华叫嚣声浪究竟对未来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从目前来看，随着中国政府危机公关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人空前团结凝聚的现实，这波反华声浪不可能持续多久，不可能颠覆西方国家已有的连续性的中国政策，也不可能动摇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合作关系。
这波反华叫嚣浪潮的消极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重新加剧了西方与中国之间社会关系的紧张，尤其是延续了西方公众对中国议题看法的消极化趋势。 2008年4月发表的皮尤民意调查报告表明，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了欧洲各国中当前世界最大的消极因素。在4月10日BBC公布的34个国家调查中，对中国持消极看法的民众比例有明显上升。韩国和土耳其是对中国看法最消极的两个国家。显然，在长期内，中国打击藏独的立场和行动不可能得到西方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二是关于中国的“藏独成分”议题也将长期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大选中的中国议题主要是贸易、人权、知识产权保护和台湾问题，2008年美国大选的三位政党候选人都纷纷表态要求布什总统支持抵制奥援。美国国会两院在佩萝西等亲达赖政客的鼓噪下通过了西藏问题法案，欧洲议会也通过了西藏问题法案。西方立法机构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三是西方国家中的“中国形象”或者“中国认知”将继续处于低迷状态。这恐怕是未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击藏独分裂主义势力，不得不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然而，这些消极因素难以对中国崛起以及中国继续深化与扩大同国际社会的合作造成实质性的障碍，只是使得中、西方之间形成深刻的战略联系的进程将会放慢，特别是中国和欧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基本崩溃。未来中欧关系将务实性地回归一种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即为了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世界，中国和欧洲注定不能分离。伊拉克战争前后的那种逐步发展全球战略制衡体系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这明显地反映在近年来德国对华政策的转向上。
冷静分析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中国不难从中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一是，达赖集团迫使我们摊牌，在西藏问题上，我们和达赖集团的较量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阶段。对于达赖集团分裂主义势力，我们只能重拳打击、坚决斗争、毫不妥协。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教育西藏人民，选择达赖还是选择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中国，二者只能选其一。我们宽容西藏人对达赖心存幻想的做法，但我们更清楚这是要坚决改变的。必须根除达赖在西藏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土壤。俄罗斯的车臣问题证明，如果我们不想今后在西藏问题上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必须斩钉截铁地在西藏事务中去“达赖化”。二是，当前国际战略性格局的异动并非国际战略格局的突变，对中国并非坏事。从积极的意义上讲，它有利于中国集中精力做好国内经济建设，有利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更深入地了解对方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现实主义合作关系，更有利于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用理性、务实的方针拓展中国的利益。三是，在消极意义上，这一局面将进一步加大发展中国的国家压力，加速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使 “练好内功”的需要日趋迫切；中国国际形象的复杂性将进一步突出，中国外交的创造性要求需要进一步增强。
近几个月的一连串事件告诉我们，中国崛起必然将是一个新的磨难里程。中国既然要强大，就要拿出足够的勇气和智慧，面对世界的各种反应。也只有在各种怀疑、批评，甚至敌意的声音中，坚定向前，中国才能真正崛起。